数千年的华夏历史长河，史家喜欢时不时拿出来晒的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遮羞布。而李唐王朝独擅风骚，“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一时瑜亮，传之后世，一俊遮百丑，对李世民、李隆基政变上位的事情选择性的遗忘，即便是偶尔提及，最多也是被视为防卫过当而已。

且不提唐玄宗，单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事变，抛开李渊“立嫡以长”的做法是不是正确，仅从唐太宗经常挂在嘴边的忠孝礼义廉耻为标准来看，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前后就犯有“四宗罪”。

一宗罪:弑兄杀弟，贼喊捉贼。

李建成的储君之位是李渊立国之后就决定的，属于既定国策。说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太子的名分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觊觎者、争夺者是李世民，而李建成所做的只是巩固与保卫。

有人举例说明，玄武门事变是李世民被逼无奈的举动。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资治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条)因为李建成阴谋毒害李世民未遂，李世民这才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其实，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如果李建成想要杀李世民，办法总会比困难多，绝对不会笨到使出这样欲盖弥彰的愚蠢手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非原创，最多算是一种类似今天自媒体洗稿的再创作，他所引用的史料都是唐代史官的记载，而那些史官自然不会做出逆李世民龙麟之事，处处为尊者讳。司马光看到的是已非信史，经他再加工后，我们所读到的就是注水的历史了。

突厥人塞，先是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紧接着李元吉奏请将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人与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也调归自己指挥。李建成东宫属官王晊向李世民告密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 , 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

重点是在下文，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死忠粉，得知这个消息后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李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侯其发 ,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于是“定计” 在太极宫发动政变。谋定而后动的李世民向李渊“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听了愕然，良久才决定“明当鞠问,汝宜早参。”

“汝宜早参”四字大堪玩味，为李世民率人先于李建成入宫设伏张本。借李渊之口掩人耳目，可恶。李渊召来裴寂、萧瑀等心腹重臣在太极宫“欲按此事”，哪知道却等来了李弑兄杀弟的惊人消息。“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李世民擅杀太子，严格讲属于犯上作乱。而尉迟敬德秉承李世民意旨，大言不惭对李渊说 :“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

明明作乱的人是自己，却贼喊捉贼。

二宗罪：逼父禅位,抢班夺权。

玄武门是太极宫的北正门，是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入宫的必经之所。虽然有“宿卫兵”在此屯扎，但李世民早就收买了守门将领,悄无声息地控制了这一要津。太极宫是皇帝议政之处，无诏令任何人不得擅自人内，否则就是图谋不轨 。李世民嘴上说着不忍“骨肉相残”, 尉迟敬德却带着“勇士八百余人摄甲执兵”控制了太极宫。 在东宫残余势力攻打玄武门，双方一时打得难解难分时, 尉迟敬德“擐甲执矛”杀气腾腾来见李渊, 李渊大惊失色，非常配合地问道:“今日乱者谁邪? 卿来此何为?” 好在萧瑀等人识时务，当即劝李渊道:“……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即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李渊不得不表态：“善！”

尉迟敬德立即逼迫李渊：“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 李渊见事已至此，只得点头应允。因为有了李渊的圣旨，加上李建成兄弟已死，众人树倒猢狲散，厮杀这才平息。

三天后，“立世民为太子 ”，八月李渊“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装模作样“固辞”，李渊“不许”。

一番拉拉扯后 ,骚年李世民志得意满地登上皇位。

大胆设想，如果没有李建成、李元吉余党作乱，李世民一时间搞不定，李渊当天就有可能暴卒，追随两个儿子于地下了。

三宗罪：强纳弟妃, 丧失人伦。

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李世民为斩草除根，下令将二人的十个儿子一并处死，强纳齐王妃杨氏。长孙皇后死后,要立杨氏为“天下母”，幸亏有魏微力谏，此事才作罢。

李世民杀夫夺妻，有何面目讲“廉耻”二字？

四宗罪:篡改史实，遗害至今。

虽然有贞观之治的光环罩着，但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父的事情,始终是李世民的一个心结。他也明白这事情自己做得不地道，害怕史官如实记载，留下恶迹为后人所耻笑, 所以打破惯例想要看看史官对此事是如何记载的。

房玄龄胳膊拧不过大腿，将这段历史改了又改，这才拿了交差。

等作贼心虚的李世民看到“语多微文”(含糊其辞)时，公然为玄武门之事定了调子：“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 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将玄武门事变比作八竿子打不到的周公诛管、蔡之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