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同年9月，清军精锐在八里桥之战中遭受毁灭性打击。

无奈之下，咸丰帝携后宫及一干亲信“北狩”热河，留下怀才不遇的恭亲王奕䜣主持议和事宜。

（恭亲王）

翌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驾崩，年仅6岁的载淳即位。

肃顺等八人遵遗命获封“赞襄政务大臣”（顾命八大臣），辅佐幼帝。

号定为“祺祥”。

然而历代权力的交替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很快，一些对肃顺集团不满的权贵开始集结，并逐渐形成以慈安、慈禧、奕䜣为首的“两宫”集团。

在董元醇上疏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被八大臣怒斥驳回后，两大政治势力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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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在经过周密布置后，两宫集团率先发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八大臣集团，夺取了国家最高权力，史称“辛酉政变”。

随后，清廷宣布废“祺祥”年号，改元“同治”（取两宫太后临朝同治之意）, 并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停铸祺祥钱。

至此，铸行仅两月的祺祥钱便随着八大臣的倒台一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时过境迁，当盛世收藏的号角再次响起，祺祥钱摇身一变，从一个“弃婴”蜕变为清钱中最为耀眼夺目的明星，以至于很多藏家不惜为之“一掷千金”。

但也正是由于祺祥钱价格普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泉友认知的门槛，因而笔者想借此机会分享一下祺祥钱的一些知识。

由于受铸期短等诸多因素限制，祺祥钱的铸行并没有普及到全国范围，而是只分布在以下几局中

祺祥钱的铸造以小平为主，兼有当十钱。

在局别分布方面，宝泉、宝源两大京局的版式最为丰富，数量也较地方局略多。

宝泉局小平钱有正字、狭字、楷书之分。

宝源局版式则更加丰富，迄今发现的小平钱中有方头通3种（小字、肥通小源、正字），角头通2种（小源、斜源）以及当十5种（断田重正字、断田重小字、满田重正字、满田重肥字狭十等）。

从铸造工艺上看，京局的制钱也要比地方局更加精整一些。相比之下，地方局铸币的版式较为单一，铸造相对粗劣，整体存世量也少于京局。

以宝巩局为例，目前发现的小平钱真品仅两枚，分别被新加坡陈光扬先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

另有一种当十钱，民国时期孙鼎先生曾收入一枚，并留有拓片。

宝云局则相对较多，部分小平钱亦或短暂参与流通。概是由于地处偏远，接到废行命令较晚的缘故。

祺祥制钱之中，最饱受争议的非宝苏小平莫属。

这枚钱币为目前仅见（旧谱曾载两品，另一品为平尾赞平旧藏，后流入美国，无从考证），民国时期苏州大藏家王荫嘉先生旧藏，五十年代捐赠于上海博物馆。

但泉界至今对该币的看法莫衷一是。

支持真品的泉友认为该币是由嘉庆宝苏常平式改范而来，因其风格与宝苏局铸造的嘉庆宝苏特宽缘（嘉庆手）一致。

至于为何选用嘉庆改范，概是由于时间紧迫，仓促为之。

认为此钱为赝品的人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一，用嘉庆改范不符合常理。若真是时间仓促，改范为何不选年代更近的咸丰、道光呢？

二，宝苏局铸造风格相对稳定，有固定规律可循，在继承前朝工艺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很少出现手类钱。

三，宝苏局建厂历史悠久，铸造技术成熟。试铸钱币并非难事，不应出现还要用前朝模具改范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祺祥宝苏小平钱的出现为研究该时期苏局铸币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在收藏祺祥钱的过程中，不难发现部分雕母有凹陷等人为破坏过的痕迹，这恰恰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两宫”集团在政变成功后变宣布废除“祺祥”年号，因此各局在停铸祺祥钱的同时也对生产出的成品进行了大批量的销毁与破坏。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效的防止了不法分子利用模具翻铸牟取私利的行为。但祺祥钱仿佛在废止之时就注定了它未来必将被仿品充斥。

以至于同治当朝就有人开始戏作、伪造该品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品便是祺祥同治合背钱，其制作原理大体为取祺祥、同治钱各一枚，磨去背面后以铆钉拼接，以此赚取暴利。

现如今，普通泉友在钱币收藏的过程中已经很难再寻觅到祺祥的踪迹。

即便有幸能得一见，其价格也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祺祥钱价值是与其存世量对等的，据赵梓凯先生估计，祺祥雕母与母钱的存世量应该在31枚左右，再加上子钱，总数也不会超过100枚，珍惜程度可见一斑。

纵观历史，祺祥钱可谓成也“辛酉”，败也“辛酉”。

如果没有两宫太后和奕䜣主导的这场变革，祺祥的结局或许会像大部分清钱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与同治、光绪并无太大差别。

但历史终究不容假设，“辛酉政变” 的成功不仅彻底改变了晚清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格局，也成就了祺祥钱在清钱收藏中的领军地位，书写了一段政变颠覆钱币命运的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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