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6日早饭后，北京前门火车站来了一行特殊的客人，在众人的簇拥下，有一个身材矮胖的50岁男人，只见他身穿一套黑色便服，头戴黑绒皮帽，脚登黑色短筒皮靴。而最惹眼的是他戴的那顶皮帽子。皮帽的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帽子前面还镶着一块宝石。但看他这身打扮，还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一看就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就是刚刚被新任摄政王载沣罢官的原军机大臣袁世凯。此刻，他是奉旨回河南老家“养病”去了。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的照片

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有两个神情格外忧郁的人。一个是人称“杨皙子”的杨度，大清朝著名的宪政“专家”。半年前的1908年4月20日，湖南才子杨度在军机大臣袁世凯和张之洞的推荐下，获得一个候补的“四品京堂官衔”，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其后担任参议，成为袁世凯身边的一个红人；另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当时从北京发往汉口的火车，是上午九点之后开车，袁世凯要回河南必须要乘坐京汉铁路这一趟的列车。火车发出前，袁世凯和杨度、严修等人在站台一一握手告别。曾几何时位极人臣的袁世凯仰仗强大的北洋军后盾的支持，虎步京师。一朝突被罢免回籍，顿时门前冷落鞍马稀。只有杨度和严修不顾朝中人言可畏，亲自来车站送行，怎不叫袁世凯感动？袁世凯拉着严、杨二人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修回答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满不在乎地说：“别当有说，祸不足惧。”杨度向来恃才傲物，其实袁世凯这次罢职回籍，他顿时在朝中失去了后台，形影孤立，内心凄惨不已。

袁世凯的宪政专家，湖南才子 杨度

袁世凯回籍养疴，失去靠山的杨度的心情自然烦闷至极，正像这北京城干燥寒冷的天气一样，让人感受不到人间的温暖。说来也怪，自入冬以来，北京城依然是“燥阳高升”，数日来没有丝毫下雪的迹象。在这寒冬腊月里，人们的心情也变得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起来。几天来，大清朝军机处的空气异常地沉闷，里面办公的军机章京们也是异常地忙乎着，人人面带严肃之情，谨言慎行。公元1909年元旦刚过，次日摄政王载沣就召见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发出三道“蓝谕”：第一道是罢免军机大臣袁世凯，“回籍养疴”；第二道是让刚死去的慈禧太后的娘家人那桐入军机，补袁世凯的缺；第三道是让“孚郡王的嗣子”澍贝勒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以加强宫廷门禁安全。摄政王载沣对清廷皇室贵族内部都是如此提防，更不用说汉人权臣袁世凯了。而罢免袁世凯就是他急于巩固皇位的不得已举措。在袁世凯离开京城的第三天，北京城终于迎来了阳历新年的第一场小雨雪。虽是一场小雪，却让数日来沉闷的朝廷上下舒缓了一口气，人们的心情为之一松。时任军机处章京、四品官许宝蘅在1909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雪，入冬以来未见雨雪，亢燥颇不适，得雪稍慰人心，惜尚不剧。”这场雪也很快让人们忘记了清廷罢免袁世凯所带来的对朝局的担忧。但是，摄政王载沣驱袁的风波并没有平息下来。随着而来的是对北洋派余党的清洗。

摄政王载沣，在1909年1月2日罢免军机大臣袁世凯

1909年2月，载沣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敢为袁世凯两肋插刀的学部侍郎严修，审时度势，主动“乞休”；接着，清廷将袁世凯的结拜兄弟、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其东三省总督位置由满人锡良继任。锡良一到任，就以“贪污案”为借口，把北洋派干将、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革职，并勒追赃款”；3月23日，北洋派把持的民政部（类似于公安部）侍郎赵秉钧辞退，其掌握的京城“警察权”转到皇室亲贵手中。在清廷大肆削弱北洋派势力时，袁世凯挟他的第5和第7两个姨太太来到了河南辉县暂住，他在北京东城区锡拉胡同的宅邸中只留有一些人看家护院，其余的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袁家的至交、一个叫梁宝生的富人家里；从1909年1月初到5月间，这几个月朝局动荡不安，袁党嫡系频频遭受打压，袁世凯只好“闭门思过”，其后才渐渐活动起来。 袁世凯抵达河南卫辉县一个月之后，就开始给朝廷中的亲朋故旧去信，告知他在河南的“养病”情况。1909年2月5日，这一天袁世凯给四位清廷高官写信，他们是山东巡抚袁树勋（1847-1915）、两广总督张人骏（1846-1927）、浙江巡抚增韫（蒙古人，最后一任浙江巡抚）、礼部右丞刘果，信中所谈内容几乎雷同。其意无外乎是，我在河南已经安顿好了，刻下正在养病，请诸位放心。比如他在给亲家翁、两广总督张人骏的信中写道：弟自去年秋间忽患腿痛，不良于行，曾经请假两旬。只以枢垣职任繁重，不得不销假力疾从公。入直必须有人扶掖。腊月增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比来寄居卫辉，调治宿恙。惟此间庐舍年久失修，夏季暑雨，恐将倾塌。彰德乡间，有亲戚空屋一所，拟于春暮移居彼处。抚杖观耕，将从田夫野老游矣。此后林泉怡志，终我余年，皆出自天家所赐也。

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张人骏

袁世凯去信通报“平安”的这几位官员，皆是朝廷封疆大吏，其任职辖区涵盖山东、浙江、两广等重要省区；此外，老袁之所以专门致函给清廷礼部右丞刘果，也是别具深意的。因为，礼部是清廷中一个制造和传播公众舆论的特殊衙门。礼部，别称“典礼院”，掌管大清朝的祀典、庆典、军礼、丧礼，外交礼仪、以及学校教育事务。虽是一个清水衙门，“礼部”因是一个文人荟萃的衙门，自然也是一个传播小道消息的清议之所。故而，袁世凯写信给并无深交的刘果，其意不过是通过刘氏之口，散布消息，让清廷知道他袁世凯我现在不过是一个“扶杖观耕的村夫野老”，优游终年，不问政事。在河南卫辉暂住了几个月之后，袁世凯在1909年6月间迁居到河南彰德（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这里原是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入驻之前，袁世凯委派其长子袁克定（1878-1955）负责监工维修。在洹上村宅邸外面加修了高大的院墙，四周修筑了炮楼。在院子里面，还有一个四合院，这是袁世凯家人居住的地方，里面修葺一新，袁世凯取名“养寿园”。其内有假山叠石，花草树木，又开凿了一个很大的水池，把村前的洹河水引入。

袁世凯在河南安阳的洹上村：养寿园

每当月圆之夜，袁世凯会独自和他的三姨太荡舟赏月。在皎洁的月光下，袁世凯的三姨太手抚七弦琴。这悠扬的琴音总是能够袁世凯带来片刻的宁静，忘却世俗的烦恼，沉浸在田园牧歌式的悠闲世界里。但这不过是他瞬间的遐想，虽然息影林泉，他仍然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尽管袁世凯文采平庸，却很喜欢附庸风雅。早在少年时代，他在河南项城老家久纠集了一帮酸秀才，成立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自为盟主，供养了一帮食客，相互间吟诗唱和，获得了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与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穷秀才徐世昌（1855-1939），成为结拜兄弟。其后，在袁世凯的资助下，徐世昌进京赶考，获得进士及第。1896年初，袁世凯奉旨到小站练兵，请在翰林院困守多年的“黑翰林”徐世昌出山，辅助他小站练兵。

1901年底，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徐世昌也跟着仕途得意起来。1907年他被清廷加封为东三省总督，成为主政东北的封疆大吏。但是，这一次袁世凯下野之后，他的好友徐世昌也受到了影响。不久前，清廷将他从关外的东三省总督调任邮传部尚书。这是坏事，也是好事。说是坏事，北洋派失去了东北一块重镇，说是好事，他的死党徐世昌重返京城，担任邮传部要职，可以借此机会及时掌握朝廷内部动态，从而为赋闲在家的袁世凯提供所急需的朝廷内部情报。

徐世昌，袁世凯的结拜兄弟

袁世凯在做官的时候很少作诗。现在闲居彰德洹上的“养寿园”，他终于偷得闲暇去作诗了。一天，袁世凯坐在洹河上的“圭塘桥”上诗兴大发，提笔自题《渔舟写真》一首，诗曰：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却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袁世凯的诗艺水平确实不算好，但“诗言志”，他的这首诗里隐约流露出一些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如当时陪伴袁世凯身边的三女儿袁静雪说，这些诗歌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时而动的心机，表明了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实际上，袁世凯隐居洹上期间，一直通过养寿园中私设的“电报房”与朝廷各方权臣保持联络，所谓“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词”，纯粹是骗人的谎话。

下野之后，袁世凯刻意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源自他对清廷朝局变幻无常的认识。在1909年移居洹上的最初几个月中，摄政王载沣一直在扩充皇族亲贵的权力，削弱袁世凯北洋派的权势。而欲削弱袁世凯的权势，首先必须打压北洋派在朝廷中的靠山，即庆亲王奕劻。于是，载沣在1909年7月23日，下诏：“准奕劻开去管理陆军部事务，以示优加体恤之至意。” 这封诏书的意义是，将奕劻的权力只限制在军机处，而不让他参与军事事务。为何摄政王不能彻底辞退庆亲王奕劻呢？彼时，奕劻已经73岁高龄，老迈昏庸，他凭什么还能够尸位素餐呢？这就是奕劻为官的高明之处。因为，奕劻背后还有隆裕太后的支持。只凭一件小事，奕劻就得到了隆裕太后的好感。

在慈禧确立溥仪为嗣皇帝的时候，如果没有奕劻的一句话，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就不能享有“太后”的尊荣。隆裕虽然没有政治智慧，但是她像慈禧一样贪恋权位，而奕劻深知这一点，故而投其所好。据史书记载，慈禧在立嗣诏书中，最初只说到让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却根本没有明确他是“光绪的嗣子问题”；因为在慈禧的心目中，“溥仪自然是继承他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载淳，而不是继承光绪的。那么一来，当了34年皇帝，活到38岁的光绪载湉，不但活着的时候受了一辈子罪，就是死了也连一个过继的儿子都没有。这对死去的光绪固然是极大的不幸，但他却不再身受了；而他活在世上的妻妾，就会从此名分不正，无所依靠，命运更加悲惨。”

如果这样，光绪的皇后隆裕无疑是最惨的。但是，庆亲王奕劻及时向慈禧太后建议，给予修正，建议在“立嗣诏书”中加入“兼祧皇帝一语”；据说，慈禧太后“不应，有怒容。奕劻跪请至再，乃颔之。遂于诏书中加承继穆宗并兼祧大行皇帝一语。”因此，隆裕太后“深德奕劻。故后，载沣、载泽极力挤之而不能动，则隆裕拥卫之力也。”

摄政王载沣虽无治国之才，但是他有捍卫满人江山社稷的强烈使命。由于缺乏政治手腕，不懂得笼络人心，也不会像慈禧太后那样搞派系政治平衡。他最终所依靠的就是“血缘政治”，在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他越是重视血缘政治，越是激化满汉种族矛盾，结果造成朝局一发必可收拾。赤裸裸地利用血缘政治原则是治国无能的摄政王载沣在自掘坟墓。他的血缘政治的表现，就是将朝廷军政大权集中在自家亲兄弟手中。

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

1909年8月15日，载沣赏给他的六弟载洵和七弟载涛“一等第二级宝星”（宝星相当于今天的荣誉勋章，是奖给有特殊功勋的人）；10月14日，载沣又下令，赏给这两位弟弟“郡王衔”。由此，造成了载沣三兄弟“一门三王”的突出地位，此举自然引起其他皇族和朝廷大臣的非议与不满。

其后，载沣在1909年委派载洵出国考察海军，在其回国之后委任为“筹办海军大臣”；又在1910年春派弟弟载涛出国考察陆军，并委任他为“专司训练禁卫军的首席大臣”，而把年长而有资历的毓朗和铁良作为其弟弟的副手。载沣通过皇族来笼络军政大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军事上，载沣依靠载涛和毓朗来掌握军权；在政治上，他依靠皇族远房的载泽，载泽富有政治谋略，为载沣出了很多“好主意”，但是载沣“耳根软，容易变卦”，气得载泽有一次说：“大哥（载泽自称是载沣的大哥）为的是你，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

当时满人中与北洋军联系最密切的是满人铁良，但是载沣认为铁良是奕劻的亲信，其后利用荫昌排挤铁良，让荫昌担任陆军部尚书，将铁良外调为“江宁将军”。总之，载沣重用的载洵、载涛以及奕劻和那桐，都不能担当维护清廷江山的重任。载洵、载涛太年轻，毫无政治经验，而奕劻和那桐贪污受贿，恶贯满盈，外间讥讽他们是“庆那公司”，此“庆那公司”的最大“股东”就是袁世凯，他们的灵魂早已被袁世凯所收买。尽管此时袁世凯已经下野，远在河南彰德洹上村，但袁世凯的“替身”徐世昌这时在京城与奕劻和那桐打得“火热”，成为主宰“庆那公司”的灵魂人物。

摄政王载沣将大清皇朝的安危寄托在北洋派领袖袁世凯的“替身”徐世昌身上，希冀确保爱新觉罗皇室家族的血缘政治的延续。殊不知徐世昌实际上却是袁世凯安排在皇族身边的一个隐藏很深的“卧底”。由于这个“卧底”的存在，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期间从而能够得以“东山再起”。随着袁世凯的出山，他借助革命党的力量来摧毁摇摇欲坠的大清皇朝。那时，清之亡，就指日可待了。未完待续

（编辑 高山）

本文作者：明德史馆（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