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志海

一、载沣驱袁经过

载沣驱袁事件缘起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慈禧太后于当日即发布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次日(15日) ，慈禧太后本人也撒手人寰。两宫的去世，使得戊戌政变以来一直遭压制的帝党和后党之争的历史旧案重新浮出水面。当年拥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即在海外发起倒袁运动。他们发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历数袁世凯罪状，控告光绪帝系被袁世凯谋害，呼吁载沣“为先帝复大传，为国民除大蠹”。康有为甚至为此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控告袁世凯谋害光绪皇帝，请求美国政府出面进行干涉。同时，他们还策划与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和岑春煊、瞿鸿禨、张之洞等汉族官僚联络，劝说载沣迅速去除袁世凯。

在朝廷内部，一些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也发起了倒袁运动。还在光绪帝去世前不久，御史江春霖就有感于袁世凯五十寿辰时前来祝贺的各路官员堵塞门庭，袁的权势如日中天，于10月3日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建议为国家和为袁世凯家族计，须对袁世凯的权势加以裁抑。12月19日摄政王载沣在宣统皇帝登基后为表示新朝“恩泽”，命庆亲王奕劻以亲王世袭罔替，赏加袁世凯太子太保衔，御史江春霖又于12 月29 日上书摄政王，不满褒奖，控告奕劻、袁世凯结党营私，败坏官场风气，“关系于前途者甚巨”，提醒载沣“重思之”。御史赵炳麟也上书摄政王，直言袁世凯为人险恶，“包藏祸心”，“树植私党，挟制朝廷”，“他日必生意外之变”，建议摄政王在“方今主少国疑”之际速将袁罢斥，“以奠国本而杜后患”。据载涛回忆，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则以袁世凯权力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劝说载沣尽快严办袁世凯，指出: “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 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度支部尚书载泽还鼓动载沣乘机除掉袁世凯，为光绪皇帝复仇，密谓: “大行皇帝之事，天下称冤; 皇上年幼，尔摄政其毋自贻伊戚。”

在如何处置袁世凯问题上，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优柔寡断，缺乏清初康熙帝擒杀权臣鳌拜的政治胆略，将此等需要果断速决之事商诸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狡猾、贪财的奕劻早已被袁世凯的金钱所收买，坚决反对将袁世凯革职治罪，一再为袁缓颊。据报载，“初六日，摄政王特召庆邸进内，密商惩处袁尚书之旨，庆曾竭力斡旋，事遂中止。至初八日，复特诏庆邸入对，重询惩处袁氏之事，并掷阅江御史参袁原折，罗列劣迹多款。摄政王意拟派员彻查，再予处分。庆邸又代为面求。摄政王但允不予深究，仍须降旨开缺。庆邸面请不如令其自行告病。摄政王亦不允，并云我亦深知其才可用，无如其居心实不可问，并历数其劣迹。词意之间，坚形于色。庆邸知无可挽回，至初十日遂因足疾续假，而袁尚书开缺之旨，即于十一日发表。”据溥仪回忆，奕劻还曾以北洋军起来造反相威胁，阻止载沣将袁治罪，说道: “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而张之洞虽非袁的同党，但以“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亦不赞成杀袁。

慑于各种压力， 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于朝堂散值后，复召张之洞、世续入内廷，拟定上谕，仅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回籍，称: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同时，又发布上谕，命那桐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另赏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

就在载沣颁布驱袁上谕的当日，袁世凯获知朝廷将有不利于己的事情发生，为免遭不测，即携部分家眷匆匆乘火车前往天津英国租界躲避，并由他的同党、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人暗中加以保护。袁的长子袁克定则留在北京，致函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公使馆，请求需要时给予庇护。在杨士骧派人通知他没有生命危险后，袁与他的家人才于4日返回北京，5日下午5时乘坐京汉铁路专车离京，回籍“养疴”。

二、美国政府的态度和反应

载沣驱袁表面看来纯属清廷内部事件，但实则不然。这一事件在当时就引起相关列强的密切关注，并以美国政府的反应最为强烈。在摄政王颁布罢黜袁世凯上谕当日下午4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 W．W．Rockhill) 就将这一上谕电告国务院，并将载沣罢黜袁世凯看作满族官僚的“反动行为”，认为“突然罢免袁世凯只是反动政策的第一步，既危害中国的利益，也危害外人的利益”。紧接着，柔克义便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聚集在美国使馆商量对策，建议联合向摄政王载沣提出抗议。

当晚10时，柔克义致电国务卿，请求授权他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公使分别提交照会，称: “今天下午，我拜访了我的多数同僚，所有人均认为罢免袁世凯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局面，需要立即向中国政府抗议。袁参与中国政府对维护秩序、稳定和进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他的罢免一定会在中国产生极为不好的后果，可能引发严重骚乱。您是否授权我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中国政府注意这一草率行动给美国政府留下的不快印象。我们建议提出相似的抗议，但不采取联合方式。希望尽速回复。”对此，国务卿罗脱( Elihu Root) 当即复电，表示同意，并指示柔克义在向清政府提出的抗议中加上以下内容:“我们深信这种草率的不明智的行动将会损害中国的信誉，毁坏中国在世界上赢得的尊重，极大地伤害中国政府业已宣布的为了促进中国的独立与强盛的明智计划，并且使美国依据1858年条约第一款规定的并为1903 年条约所重申的为中国提出一些友好的忠告变得极为困难。”

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授权后，柔克义积极策动各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相似抗议，希望摄政王载沣收回驱袁成命。但他的这一工作并不顺利，遭到俄国和日本两国的抵制。俄国公使坦白地表示袁对俄国不友好，是一位最难打交道的人，让他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有些困难。日本公使则虚伪地表示他“担心抗议将会被中国政府误解，被看作对纯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同时，日本政府为消除美国的担忧，也向美国驻日大使表示，罢黜袁世凯“只是人事原因，并不涉及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形势并没有什么危险，没有干涉的必要。在日本和俄国的影响下，法国、德国也不倾向就袁世凯问题向清政府进行抗议，表示除非所有国家都认同这一倡议;奥地利和意大利则表示在这一问题上将追随德国行动。柔克义在1 月8 日的电文中向美国政府汇报说: 有关各国公使同时提出抗议一事，毫无进展。对于抗议的措词和语气有许多分歧。是否有决心提出抗议，令人怀疑。部分国家的使节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其中就包括日本公使。

在联合干涉的愿望落空之后，柔克义坚持要对摄政王驱袁事件提出抗议，1月9 日又致电国务卿，请求授权他单独与英国公使一道行动，指出: “同时抗议一事完全失败，但我个人仍强烈地认为，应要求清政府对我们的忧虑表示严重关切，罢免袁世凯意味政策的转变……英国驻华公使的观点与我相同，我是否单独与英国公使一道，沿着我所说的路线和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 英国公使已将上述意思电告英国政府。”

柔克义的这一建议再次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在次日获得美国政府复电认可后，柔克义即与清朝外务部联系，要求会见。1月15日，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一道前往外务部会见庆亲王奕劻，分别提交内容相近的节略。柔克义在节略中写道:

美国政府一直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并始终关心中国的福祉，且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这种真诚的感情。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一直以极大的同情和兴趣关注对中国有深远影响和良好结果的政策的启动和发展，这一政策确保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她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继续这一政策被视为和平、稳定和进步的一个保证。

美国政府对新君主刚刚即位就突然罢免一位与近几年的重大改革有密切关系的国务人员表示严重关切，对新政府的信心产生动摇，担忧新政府将不继续前任君主倡导的正确的政策，美国认为这一政策对中国有极大的好处。

美国政府很高兴获知，它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摄政王政府的愿望是，继续执行此前获得美国政府友好支持和由衷称赞的政策。

在会谈中，庆亲王奕劻以最肯定的语气，向两位公使保证“摄政王政府将严格执行前任君主的进步政策”，并向两位公使透露袁可能会被召回任用。

在获得庆亲王的上述保证后，柔克义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1月16日，他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 “在整个会谈中，庆亲王都以最友好、最坦率和肯定的语气说话。很显然，他很高兴我们的抗议。我可以肯定它们将会被递送到摄政王面前，希望它们能对摄政王产生实际影响。在庆亲王表示袁的免职是摄政王的一场政变，以及他相信袁迟早会被召回复职之后，就不必再存疑虑了。”同时，柔克义认为他们的抗议将对摄政王上任后表现出来的冲动、任性和亲近保守派起到抑制作用，避免清廷重新回到保守的道路上去，指出: “许多已被证实的摄政王冲动和刚愎自用的例子，使我和我的英国同僚坚信，我们有责任提醒他注意，他使他的国家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和物质利益面临危险。在我看来，如果摄政王发现，他罢免了秩序和进步政策的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执行者，而不会遭到列强的任何抗议的话，他将不会就此止步，他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而他的一时冲动和个人好恶也会鼓动他这样做，并且也许很快就会无意但有效地抑制最近几年来所取得的进步，致使中国返回到十年之前的动荡、骚乱和困惑之中。”

在收到柔克义的报告后，美国政府也对交涉的结果表示满意。1月19日，国务卿致电柔克义，称: 对于外务部接受你和英国公使的共同抗议，以及中国政府保证中国的政策将不会因罢免袁世凯而受到任何影响，保证目前的各项改革和对外国列强的态度将沿袭以前的路线，本政府十分满意。你在这件事上所做的工作受到国务院及总统的高度评价。同时，美国政府还致函英国驻美大使，对英国驻华公使在干涉罢黜袁世凯问题上的合作表示感谢。

美国的干涉虽然没有迫使载沣收回驱袁成命，但对避免事态扩大化还是产生了影响。根据柔克义的报告，他召集各国驻华公使非正式讨论抗议驱袁问题的消息，当时就传回到载沣本人那里，并令摄政王政府“十分着急”。为消除美国对罢黜袁世凯的不安，载沣在颁布驱袁上谕的第二天就任命亲美派官僚、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署理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1月8日又分别任命张荫棠和周自齐为署外务部左丞和左参议，以博美国的欢心，消除驱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柔克义在11日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对载沣的这一任命表示欢迎，认为这有助于改变罢黜袁世凯之后清朝外务部的不得力情况。而柔克义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道向清政府提交抗议照会，并从庆亲王奕劻那里获得将重新起用袁世凯的口头保证，则为袁世凯的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力的外交支持。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还迫使日本政府也不得不私下要求载沣不要将驱袁事件激化和扩大化，既不要进一步处罚袁世凯，也不要株连袁的同党，以免政局发生动荡。载沣在罢黜袁世凯之后，没有听从袁的政敌的建议，既未对袁进一步加罪处罚，也没有对袁的同党加以清除，这固然由于他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美国的干预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就美国政府来说，它之所以对载沣驱袁事件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所说的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倒退之外，另一个没有言明的原因是与当时的中、美、日三国外交息息相关。这从以下我们对载沣驱袁的背景的分析中可见一斑。

三、载沣驱袁与联美制日外交失败之关系

对于袁世凯突遭罢黜的原因，当时舆论及后来学者的研究多认为这是出于摄政王载沣与袁世凯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认为是满族亲贵与汉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以为，载沣驱袁体现了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这是确凿无疑的。但一个有待补充的问题是，摄政王载沣之所以在1909年的1月2日罢黜袁世凯，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至少，根据笔者的研究，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成为袁的政敌要求他下台的一个重要理由和导火线。

袁世凯自1901年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便逐渐成为主导清廷内政和外交的一名重臣。日俄战争，尤其是1907年7月第一次日俄协约签订之后，为抵制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袁世凯在外交上极力主张和推动联合美国，以抗衡日本势力。为此，袁世凯的同党和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 Willard Straight) 商议借助美国资本，设立东三省银行，用于稳定当地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事业。为实现这一联美制日计划，袁世凯于1908年慈禧太后病逝之前便奏请派遣他的亲信唐绍仪前往美国，予以落实。7月18日，清廷颁布上谕，命唐绍仪为赴美特使，表面为感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实为与美国商议东三省借款及推动中美德三国联盟。

10月初，唐绍仪即启程前往美国。但袁世凯的这一联美制日计划由于误判美国的外交政策，遭遇重大挫折。当时美国的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虽然有意扩大美国在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但同时完全无意与贫弱的中国结盟，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相反，在日本政府的拉拢和引诱下，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在唐绍仪抵达华盛顿的当日与日本缔结“罗脱—高平协定”，美国以听任日本可在中国东三省以“和平手段”自由行动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完全失败。在接着的会谈中，国务卿罗脱完全拒绝与唐绍仪商谈东三省借款和中美联盟问题。而有关中美联盟外交失败的消息也在1908年12月下旬见诸报端，《字林西报》就曾根据12月30日华盛顿来电，报道: “中国赴美专使大臣唐绍怡办理中美联盟事，现已失败。”

正是这一外交挫折为袁的政敌提供了借口，成为摄政王罢黜袁世凯的一个导火线。袁世凯的门生沈祖宪、吴闿生在《容庵弟子记》中就强调袁的去职系由派专使唐绍仪联美一事引发，指出:“公( 即指袁世凯———引者注) 感悼孝钦后知遇，拟俟大丧事竣，亦即告退。乃未及上书陈请，而局势忽变。论时事者，言哤论杂，咸莫测其由来。不知公之去位，实由于派大使一案也。先是，公因甲午、庚子之后，政府虽一意讲求外交，而操纵失宜，究不免为外人所轻视。中国等级，向居人后，海牙和平会，置列三等。亲贵出洋，何尝无所激刺，奈事过辄忘。公因美之商派大使，遇我独厚，密建联美之策。先与庆王商定后，乘间独对，畅陈中国宜派大使理由，孝钦后甚韪其议。旋遭大故，枢廷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公之轻举者，于是横生阻力，事败垂成，其机会为至可惜也。”

袁世凯本人在回籍养疴后回复友人的信函中，也婉转透露了他的去职与当时办理外交遭受挫折有关。袁在1909年3月2日《复邹道沂函》中这样写道: “弟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悚惧滋深。客秋患足疾后，曾经请假休息，迄未就痊。只以事变纷乘，不得不力疾销假，入直必须人扶掖。腊月，疾益加剧，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作为回籍养疴的待罪之人，袁世凯虽然依照上谕的说法，将自己的去职归因于“足疾”，并钦感圣恩高厚，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他的去职实起因于“事变纷乘”，以及他在“中外回旋”即处理外交问题上的过失。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在写给端方的一封信函中论及清朝内政和外交，也表示他当初主政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宏愿就是“大借欧美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制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并对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后与欧美国家签订铁路借款合同，实现他当初抵制日、俄两国的宏愿大为称赞，谓: “惟望当道诸公，才略魄力多得如此老者，东、北两大( 即指日、俄两国———引者注) ，何足畏哉!”袁在信中对当初没有与盛宣怀合作实现这一外交目的深感遗憾，写道: “惜从前误听人言，又为人所持，未得与此老共谋之，成此大举，悔不可追。”

美国政府在分析载沣驱袁的背景时也将它与外交问题联系在一起。1月7日，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认为这件事与清廷内部在外交问题上采取亲日还是亲美的斗争有着直接关系，同时既牵涉满汉之间的矛盾，又与日本政府的活动有关，而美国与日本签订罗脱—高平协定，则进一步削弱了袁的地位。该《备忘录》指出: 最近几年，满族亲贵铁良、那桐和醇亲王载沣对像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官员一直存有戒心，他们信任日本，希望获得日本的支持，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访美就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只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唐才被任命为赴美特使。同时，日本方面对唐绍仪使团的使命十分敏感，他们意识到美国在中国尤其在满洲利益的确立会妨碍日本的图谋; 而挑选有前途的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也对日本构成另一威胁。因此，日本便采取行动，破坏唐使团成功访美。由于十分清楚此时日本与美国互换照会传达给中国的信号，日本便于1908年11月30日成功结束谈判。此外，日本还在中国皇帝和皇太后去世时努力向摄政王保证，日本将支持他主持清廷朝政，并向美国声明日本将不会采取劝说、干涉行动，相信此时是没有必要的。国务院远东司表示日本的这些举动“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1月16日，柔克义在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也指出袁授意唐绍仪赴美执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活动遭到了他的政敌的攻击，写道: “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袁的政敌对摄政王说，袁所执行的个人政策危害中国的利益，唐绍仪出使国外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结果，摄政王命令唐应被立即召回，但庆亲王解释说已通知了好几个欧洲国家唐将前往访问，现将唐直接召回，这是极不礼貌的。摄政王虽然做出让步，但坚持唐必须赶紧完成出访欧洲的使命，并命令他尽早回国。”

美国政府当时非常怀疑日本参与了驱袁这一阴谋，以排除袁世凯集团对日本侵略东三省构成的障碍，同时加强日本对清廷朝政的影响和控制。1月5日，国务院就电令美国驻日本大使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局势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情报和观点，以及与日本的关系。一向对日本持正面看法的柔克义在1月16日的报告中也持同样看法，指出: “一些外国列强，尤其是俄国和日本不会对袁世凯遭罢免感到不高兴，这并不奇怪，因为袁是他们满洲政策的最厉害的反对者。现在，日本政府、至少在这里的日本公使无疑如释重负，对袁的下台感到十分高兴。他从中看到一些直接好处，因为他正与外务部就满洲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谈判，他期望日本将获得比袁世凯在职时更有利的条件。”

为消除美国的怀疑，日本政府一再向美方解释，声称他们与罢黜袁世凯事件无关，并不愿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1909年1月14日，日本外务大臣就中国形势与美国驻日大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表示有关日本策划罢黜袁世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日本需要的是和平，指出自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他本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政府表示，日本希望中国维持国内和中日两国间的和平局面，不要采取任何危害现状的激进措施; 他本人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位精明能干的人，对袁遭罢免感到非常遗憾，这种遗憾不是基于袁对日本的用处，而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价值。同时，还安慰美国政府不必对罢黜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局势过于担忧，指出“至少就目前来说，他不相信中国方面会试图进行任何激进的政策改变，策划对其他国家的邪恶计划”，并表示他本人已让日本使节向北京的有关官员转达，希望不要对袁世凯做进一步惩处，袁在军政部门的同党也不要被追究，他相信这一方针会得到执行。

1月21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日本驻美大使致函美国政府，再次就舆论认为日本支持罢免袁世凯进行辩解，声称日本在维持中国政局的稳定上与其他国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公使之所以没有与美国驻华公使一道就罢免袁世凯问题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在袁被罢免后再恢复原位会十分困难，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并且不可能期待从中产生良好结果，这只能激起中国政府的反感，好像日本政府正在干涉他们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日本政府在解释不愿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声称为避免政局发生动荡，日本政府已“训令日本驻华代表警告中国当局对袁及他的朋友不要采取任何极端措施”。这就说明日本政府所说在罢免袁世凯问题上不愿干涉中国内政，并非由衷之言。对于某些外国人认为日本因为袁世凯妨碍了日本的满洲政策而很高兴袁下台，日本政府声称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表示虽然袁对日本不那么友好，但日本的满洲政策需要像袁世凯那样有能力、有影响人物的合作，“因此，袁并不被认为对日本不利的人物”。

对于日本方面是否直接或间接地策划和参与了驱袁事件，尚有待学者利用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做进一步研究。但上述相关档案和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载沣驱袁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又与当时清政府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这在此后袁世凯复出问题上也有所反映。

综观以上的考察，有关载沣驱袁事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驱袁事件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机打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 那种以袁氏确有足疾为由，认为载沣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是一个正常的事件，并不涉及权力斗争或什么阴谋的观点难以成立。第二、载沣驱袁与当时清廷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有着直接关系; 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袁世凯在朝中失势，并为袁的政敌要求他下台提供了借口，成为载沣驱袁的导火线。第三、在驱袁事件发生之后，载沣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加罪惩处袁世凯及其党羽，这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培植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第四、由于袁世凯的影响力，围绕袁世凯复出的斗争几乎在驱袁事件爆发之际就在朝廷内外展开，并与中美日三国外交关系纠结在一起; 而在重新起用袁世凯问题上，载沣一直十分慎重，持抵制态度，并不愿让袁复出。第五、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日本和俄国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则极力反对。日本之所以支持罢黜袁世凯，主要因为袁世凯推行的联美制日外交政策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而美国当时力挺袁世凯，一则为清政府的改革政策保驾护航，担心载沣驱袁导致清末新政发生逆转; 二则在外交上压制清廷内的亲日派势力，抵制日本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及有利于美国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争夺。第六、外国列强虽然对载沣驱袁事件的结局施加了影响，阻止了载沣将驱袁事件扩大化，但驱袁事件毕竟是清内政，列强的影响又是有限的; 载沣最终重新起用袁世凯，主要出于国内因素，以应付国内的革命危机。总之，载沣驱袁事件首先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当时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外交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 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作者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