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大家都不陌生，学过历史都知道，但五四背后的权力斗争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五四运动是一个鲜明的分界线，它分出了中国两个时代的历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不管是谁写中共共产党的党史还是中国现代史，大部分都要从五四运动写起。大致都是我们历史缩写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主权要从德国转交日本，中国学生为首的上街游行，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为线索写的。结果是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的斗争胜利结束。

可是无论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旦变成一个个名词，就会变得干枯无味。可是当你穿越时空重回当时的街道上，你依然会加入其中。

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工人声援，但当时的政府态度，军界态度，往往了解甚少。而五四运动成功的关键还是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回到五四学潮爆发的那天，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为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接风洗尘。警察厅总监向总统汇报学生们在天安门集会，徐世昌指示劝告学生解散。徐世昌听说学生们不听劝，可能向曹汝霖官邸示威，便派警察前去保护，但是要和平处理，不许武力解决。可是学生们一到曹府，看到军警林立便被激怒，几个学生跳进墙内。愤怒的学生找不到曹汝霖，看见墙上挂着日本天皇明治的画像，室内摆着名贵洋货，怒火中烧，便把室内所有东西砸了，名贵画像全部撕掉。还有学生找来汽油，高喊烧了这个贼窝。学生们还把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军警沿街抓了三十二名学生。

学生们的行动震惊了北洋政府，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听说这件事，由于总统徐世昌让文明对待，他无计可施，现在看到事态的扩大，叫嚣到:“我们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容忍一日如此学风”有人响应到应该将游行学校解散，并将校长免职。

徐世昌知道学生们这样做也是出于爱国情怀，是出于激愤才有这番举动。所以他不同意军人们的这种镇压主张。他想通过各方的斡旋，和平处理这件事。他只是痛斥了警察总监，并不顾军界的施压，在外界的强烈要求下释放了被捕学生。保释北大校长蔡元培承诺规劝各界校长七日复课。

学生稍一平息，段祺瑞等人就开始反击。一方面指示人在报纸上公开为曹，章辩护，要求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方面调集军队，甚至传闻在景山上架炮台，准备炮轰北大。

徐世昌在实力军阀和爱国学生之间夹着，弄得很难抉择，学生们认为他的命令是证明爱国是错误的，军人认为学生闹事是蔡元培的问题，逼迫蔡元培于5月9日引咎辞职。学生们上书政府要求菜校长留下，否则罢课。

段祺瑞对徐世昌解决这件事情的缓和态度非常不满，指责他的软弱无能。在5月14日会上段威胁说:“希望总统早日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将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徐世昌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觉得学生起事难成大器。与其段派人武力镇压，不如自己下令，严加约束。他让警备司令部取缔学潮，让学生镇静，挽留蔡元培，让陆宗舆安段祺瑞之心。

可是后来段祺瑞得寸进尺，逼迫政府换了教育部长，这个举动激怒了学生，又开始罢课，并得到全国的响应。段祺瑞下令控制舆论，让军人抓捕游行学生。但学生并没有屈服，北京街头再次发起了演讲。大家抱着以死相争的决心，如果在演讲中被抓，次日加倍出动。这一天有两千人在街头，有一百七十人被捕。第二天，上街演讲的人数达到四千人，又有七百人被捕。学生们捕不胜捕。主张大量捕抓学生的段芝贵也无能为力了。徐世昌抱着“失人心着失天下”的信条静观向军界施压，见时机以到马上主张停止镇压，和平对待学生。段也怕激起各省的反抗，接受了意见，释放了被捕学生。

学生被捕消息传到上海，上海各界纷纷罢市，罢工，一时间，风起云涌。在强大的压力下，各界军政官员要求罢免曹，章，陆。吴佩孚曾发表电报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徐世昌明白时机以到，当机立断罢免了曹，章，陆。

后来，全国行动，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施压，迫使中国拒绝在《巴黎合约》签字，给五四运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这场运动的背后，都可能有支持和反对两种势力，尤其在高层最为泾渭分明。这时，也是是统治者互相斗法的最好时期。许多时候，统治者的一方都可以以群众运动为筹码，向对方施压。群众闹得越厉害，施加压力越大。

这种情况下，群众运动的失败或者胜利，往往不是取决于运动的正义或者非正义，而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斗法结果。运动背后的支持者胜利运动就会胜利。也就是说运动的规模大小都不能决定运动的胜利与否，如果统治者铁了心要镇压。哪怕你群情激奋，就算你理由多么正义，就算你民心所向他们都会找出一百天理由镇压你。 ——2005年第二期《各界》

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当今社会，我们所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热点发生，都有知识的交替。我们每天接受新的知识，看到不同的观点。我们的思想都受到这些文字绑架，认为别人发表的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人连辨别事物真伪的能力都已经弱化了，只知道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