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时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有很多是关于北京大学“内哄”的报道，以之证明该报“阴谋论”的正确。如6月9日，该报报道称北京发现了“惑乱人心传单”，从新世界楼顶“约有数百张，飘然飞舞而下”，传单内容是代表北京市民要求处决卖国贼云云——这自然便是陈独秀身穿白西装散发，并导致陈被捕入狱的那叠传单。

“五四”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这已是研究者的共识。可是，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或立场所限，被关注、讨论得更多的，还是“进步”的那一条线。

这种倾向其实也是“古已有之”，1919年9月出版的《五四》一书，由北大学生蔡晓舟、杨量工编辑。内中第四章“舆论”，收各方文字甚伙，但比较缺乏的，一是执政的皖系言论机关的评述，一是日本方面的舆论，总之，“反派”的意见处于缺席的状态。

但是，缺席者也可以是“缺席的在场”，《五四》的编者，并非不知道或不关注反方的观点，他们只是通过选取与之针锋相对的舆论，构成一种隐性的批判。譬如，这一章中选载《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博士之论文》，并注明“中日各报多载之者”，便可以视作对日本政府舆论的某种回应。

这位“吉野博士”，想来是从报章上了解五月四日事件的，其中有些细节，未免传讹，如说傅斯年是北大教授，又说陈胡钱傅“四教授”被政府免职等等。不过吉野博士的观察是从“文明”、“进步”为着眼点，他除去遗憾于“彼等之手段，颇极狂暴，而未尽文明”之外，主要是赞颂“北京大学学生之开发，至于如此其速，颇与日本之开明思想由民间而渐入官立大学者，有相比类之处”。因为“官立大学”，一向被认为是保守官僚的养成所，而“开明的自由思想”，向来在中国南方盛行，“今以官立大学之学生，于中央政府所在地，而鼓吹自由思想，极热烈极彻底”，这与日本十年前的状况很相似，作者为此感到“吾人不得不为东洋文化发达贺也”。

吉野身为日本民间学人，不妨表达个人对北大开明思想的欣赏，但关系到此次运动的“排日”性质，他不能不细为辨析——这种辨析的背景，便是日本官方舆论对五四运动的强烈指责。

5月21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自中国外交部提交照会，内容主要是指责中国社会的反日言论，并再三要求中国实行言论管制：“对此荒唐无稽无政府主义之主张与阻害友邦邦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不加何等之取缔，是本公使之甚所遗憾者也。”

小幡酉吉

官方交涉是一方面，说到舆论战，日本政府在华的代言机构，但是鲁迅评为“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那份《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的中文机关报纸，自然“诸事为日本说话”（周作人），但一份现代报纸，说起来总是代表着文明进步的言论机构，它也有自己先天的立场限制。面对本身就负载着多重意义的“五四运动”，《顺天时报》的姿态并不像小幡酉吉的照会那样简单决绝，也不如后世的二元叙述之中那样面貌清晰。

《顺天时报》

在1919年5月之前，《顺天时报》对北京大学的新思潮新文化，一直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如称赞蔡元培长校以来，北京大学“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观”，陈独秀则“中西学问均优，办有某英文杂志，其生平著述颇富”。在以林纾为对象的“新旧思潮论战”中，《顺天时报》也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一边，指出“关于思想问题，常分为旧型保存论者与破坏论者两派，而保存论者往往借政府之权力或社会的威力，以图压抑破坏论者。然权力的压抑往往失败，或足召社会之紊乱”，希望“有权者及为政者最宜注意”，并称赞新思潮是“社会内省的苦闷之声，其或将见社会的向上之曙光欤”。——基于《顺天时报》的这种立场，《每周评论》在汇集各报舆论时，收入该报的四篇文字，无不是一副对新思潮乐观其成的姿态。

《顺天时报》对五月四日事件的定性是“骚乱”，不过，它与它代表的日本外务省，都不愿意承认五四街头运动是单纯的排日运动——这一点，前述吉野博士的文章也持此见，日本官方、民间舆论的区别，在于吉野认为这场运动“纯然为自发的，并无何人煽动其间”，而《顺天时报》等日本报纸“照例载称某国之煽惑”，换言之，是将学生运动与国际利益争夺、国内政治争斗相勾连，将运动的动机阴谋化。

五四运动时上海女学生示威游行

这个“某国”，指的便是美国。一战之后，日本在远东的主要假想敌，便是美国。五月四日之后，《顺天时报》的假想敌，便是有美国背景的《益世报》。5月23日，《益世报》因发表山东第五师的集体通电后，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顺天时报》更是连日有新闻或评论攻击学生运动后的“暗幕”：“此次学生藉争青岛问题演出是等风潮，其内幕为野心政客及亲某派所怂恿，并闻此派阴谋家非但利用青年学子以困政府，且有勾连军队及劝诱商人罢市为学生之后援。”

《顺天时报》根本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有任何非分之想。6月10日，《顺天时报》刊出《日人论调二种》，声称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国民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曰山东问题宜全行抛弃日本之主张，望专管居留地固无其必要，即铁道矿山之权利，亦无须获得。”另一种则主张“条约上之权利固不可不保持之，然中国人既扶持疑念，则声明交还之外，于交还之时仍不可提出不当之条件”。“编者按语”强调“此等议论实与日本政府所执方针一致，且为日人多数之意见，即可视为日本之舆论也”。

《顺天时报》也不承认以它为代表的日本报纸对中国有何敌意：“中国人先怀成见，对于日人所有之言论，均以为欺罔中国，祸害中国，诚为大不可也。”面对中国舆论界的猜忌与反感，它还是强调报纸作为言论机构的公共性：“须知执笔于日本第一流之新闻者，在思想界多为先觉之士，莫不有指导国人思想之抱负，故关于对华关系之持论，多为进步的，较诸一种记者徒以离间他国之国交，或紊乱他国之秩序为目的者，实不可等量齐观也。”

一方面替日本撇清，另一方面则是不遗余力地攻击“某国”，如6月7日报道《学生有发财者》：“昨日有北京某大学预科学生某甲年十六岁持现洋二百元示人，询其钱何由而来，则答云系系某国公使馆所给，有分得五十元者，有分得百元及数百元不等云云。”

《顺天时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有很多是关于北京大学“内哄”的报道，以之证明该报“阴谋论”的正确。如6月9日，该报报道称北京发现了“惑乱人心传单”，从新世界楼顶“约有数百张，飘然飞舞而下”，传单内容是代表北京市民要求处决卖国贼云云——这自然便是陈独秀身穿白西装散发，并导致陈被捕入狱的那叠传单。

与这条新闻一起的，是“京师警察厅启事”，称接到“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邮函”，指责传单内容“全属义和团之谬见，学生等深受教育，岂有作荒诞思想之理？”这种传单“为奸人暗布，别含用意，或为宵小造谣，以利私谋”。

《顺天时报》于6月13日制作了一个“关于学潮之四方八面”的专题版面，主要内容是以部分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在校生的名义，向政府交递的反对学潮的呈文。如北大毕业生“郑滋蕃缪承金杨绪昌周蔚生成林等三百四十九人”的呈文里说：“北京大学自蔡孑民先生长校以后，新旧文学党派分歧，在蔡校长并取兼容，原期并行不悖，而邪说传授，祸基已伏”，因此酿成风潮，“滋蕃等先后毕业北京大学，关怀母校，义不容辞”，要求政府尽快平息风潮。

而“北京大学学生任玉枢郭士恂王显模等八百五十六人”，以在校生身份指证“藉端煽惑恣意肆行少数专权托名全体，此固学子恒情，而敝校尤甚”，在他们的叙述中，“自蔡校长辞职远适故乡，罢课挽留，已非众意，积日经旬，倍形纷扰，坐荒学业，虚掷光阴，或届期满欲试不能，或被强从欲归不得，横行独断莫可如何……”

《顺天时报》还报道说，学界的内哄越来越厉害，“自二次讲演之后，各学校学生因避风潮出京回籍者，竟达十分之四”。

这些摘引、报道与评述，真伪大可进一步考究。揆诸情理，对于长时间的罢课、游行、集会，以北大之大，肯定不会全无异辞。只是，媒体选择什么，报道什么，其实背后隐伏着自己的立场、利益与目的。后世的观察者，无法真的“复原现场”，但过眼不同来源的材料，总能让人对于历史的复杂纷乱，了解得多一些，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