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潇水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商鞅，是卫国的非嫡系庶出的公子，从小喜好刑名之学，长大给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做了门客中的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本事，但没来得及推荐他，自己先病的要死了，魏惠王（魏武王的儿子）过来探病，问：“如果相国万一那个了，未来谁接班当相国啊？”

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商鞅，虽然年少，但是有奇才，可以当相国，举国听命于他。”魏惠王觉得老相国是脑袋烧糊涂了，含糊地应付了几句。公叔痤看他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就说：“如果你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他，不要叫他出境。”魏惠王答应了一声，随后也就走了。

公叔座于是召来商鞅说：“今天我推荐你当相国，大王那意思没有应允。我作为臣子，于是又建议他应当杀了你。大王答应了。作为私人朋友，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赶紧跑，以免被他抓了啊。”

商鞅说：“大王不能听你的话任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呢？”终究没有离去。魏惠王走了以后，对身边的侍臣说：“相国病得是真够厉害的了，可怜啊，要寡人举国听命于商鞅，这不是荒悖吗！”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西边秦国新即位的秦孝公正在下令求贤，于是商鞅向西去了秦国。经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见到孝公。商鞅对着秦孝公陈说了半天，秦孝公听的直打瞌睡。走后，秦孝公把景监给骂了一顿：“你推荐的这是个什么糊涂人啊，哪值得用！”景监回去就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跟他说了些帝道，但是他不懂啊。”五天之后，商鞅又求见，这次跟秦孝公谈的好了一点，但是也没说到秦孝公的心里，出来以后，秦孝公又把景监责备一通，景监又去骂让鞅。商鞅说：“我这次是跟他说王道，他也听不进去啊。”随后商鞅又去求见，这次秦孝公觉得还不错，但是亦未肯任用商鞅。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个朋友还不错，是个可以谈话的人。”商鞅听了，说：“我这次是跟他谈得霸道，他觉得不错，那我明白了，我下次再见一下，知道说什么了。”于是又接见，这次秦孝公听的膝盖不知不觉都向前移得下了席子，因为商鞅说的全是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于是任用了商鞅。

秦孝公打算任用商鞅变法，但是怕天下非议自己，商鞅说：“干大事用不着瞻前顾后，成大功者也不谋于众人。”秦孝公觉得好，甘龙却说：“不对，圣人不改变民众地来教民，聪明的人也不变法来治国。顺着民众的习性来教民，不劳就能成功，顺着旧法去治理，官吏们有经验民众也安心。”商鞅说：“你这说的都是世俗之言。夏商周三代礼不相同但是都称了王，五霸的法令不同也都称了霸。聪明的人制定法，蠢的人受制于法，贤的人改变礼，不肖的人拘于礼。”杜挚说：“好处不到百倍，不要变法，功效不到十倍，不要换路子。按照古代的路子走，不会有错，也不会犯错。”商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定的路子，只要对国家有利不必取法于过去。所以商汤不按古的路子而称了王，夏朝和商朝不改变礼却亡了国，改变古代的不可非议，而按照旧礼的也不值得称赞。”秦孝公说：“好。”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制定变法。

于是商鞅下令，老百姓五家十家要建立保甲，互相连坐，哪家有罪不出告就要腰斩，能出告的和斩了敌人头的一样得赏，窝藏罪犯的跟投降敌人的一样处罚。百姓家里有两个以上男子而不分家的，要加倍他的赋税。

这里商鞅鼓励分家，大约分家以后，新的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开垦荒地和种植，国家得的赋税也多。但是后代的皇帝们则一贯主张不分家，商鞅主张分家是从发展角度看，后代皇帝们主张不分家是从稳定角度看。皇帝们大约认为，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内耗和窝里斗就能更厉害些，于是不大有力量可以反对皇帝了。所以唐太宗宋太祖都表彰过七八世同堂的人家。

商鞅还规定，有军功的，按照等级得到爵位，搞私斗的，根据轻重判以刑罚。从事根本行业，也是做耕织的，打的粮食和织的布帛多的，可以免去劳役，而从事末业如工商却破产的，就抓起来当作奴隶。宗室贵族没有军功的，不得再享受世袭的富贵。各个爵位分出尊卑等级，每种爵位都配给以相应的待遇田宅以及奴仆和服饰标准。这样，有军功得到爵位的就高贵光荣，无功的即便有钱但是也无华彩。

这些法令定下来以后，公布之前，怕老百姓不听从信任这些法令，于是商鞅就把一个三丈长的木头立在都城农贸市场的南门，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政府给以十斤金子。民众都觉得奇怪不可信，没有人肯搬（可见当时秦国政府之没公信力）。又下令说：“给五十斤金子。”有个人闲的没事，就去搬了一下，当即给了他五十斤金子。通过这样，表示政府不会说了不算。因此，方才公布法令。

法令搞了一年，民众觉得新法不合适不方便的，有数千人。这时候，太子又犯法了，商鞅说：“法令之所以得不到落实，是因为上面的人违反它。”于是就要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储嗣，不可施以刑处，不然未来等级的国君没个鼻子，也不好见外宾。于是，就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给处以的鼻刑，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刻字。次日，民众无不按法令而行。

法令搞了十年，秦国民众大悦（因为能发财啊），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人民富足。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行政大治。最初说新法不合适的那些秦国民众，这时都跑来说新法真好了，商鞅见了，于是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说好说不好，都是干预扰乱，于是把这帮人都流徙去了边境之城。此后民众不敢议论法令。

于是，就升商鞅为大良造，带兵去进攻魏国的安邑，拔取安邑。三年后，商鞅营造咸阳，把都城从雍城移到咸阳。随后商鞅把一些小乡邑集为县，设置县令、县丞，总计有三十一县。又把田地的阡陌封疆给铲开了，以便于公平地征收赋税，又把权衡丈尺这些称重称长的量具进行统一。这样搞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都派人送来祭肉，诸侯都来祝贺。

次年，魏国在马陵之战大败，国力和军事破受损伤。一场战斗的失败，都不是一场战斗的失败，因为后面还要有人趁着你战败疲敝而来打你。马陵大战次年，商鞅就对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就好像人有腹心之疾，不是魏吞灭了秦国，就是秦吞并了魏国。为什么呢，因为二者一东一西。去年魏国被齐人杀得大败，诸侯都背叛了魏国，我们可以乘机伐魏啊。”

于是，商鞅带兵伐魏，攻击魏国占领的西河之地（从前吴起所戍守的），魏惠王派公子卯带兵迎战。两军互相对峙，谁也不先开打，商鞅于是给公子卯写信说：“我跟你从前是好友，如今各自为两国带兵，不忍互相攻击，咱们可以见面聊一下，结个盟，好好喝回酒，然后各自罢兵，这样秦魏都得安宁。”

公子卯觉得也有道理，就不顾下属劝谏，跑去了。俩人会盟完毕，就开始饮酒，酒宴之上，商鞅突然翻脸，挥令埋伏的甲士上来就把公子卯给捆了。随后进攻魏军，魏军群龙无首，被杀得大败。魏惠王数次被齐秦战败，国内士兵都快空了，地盘也日益削割，害怕了，干脆把西河之地都给了秦国，自己迁都向东去了中原大梁。魏惠王说道：“寡人恨不听当初公叔痤的话啊。”

其实他更应该悔恨的是自己不应该派公子卯这样的贵族子弟，去前线负责军事。

商鞅战胜之后，又被秦孝公封给他商於十五个邑作为封君之邑，号为商君。

但是五个月之后，秦孝公却病死了。儿子太子驷继位。商鞅改革十多年来，宗室贵族们多怨恨商鞅，断了自己由来已久的富贵。新君太子驷继位之后，是为秦惠文君，他的老师公子虔等人，就来首告说商鞅谋反。

前不久，商鞅曾经用欺骗的手段抓住昔日好友魏公子卯，这就使秦惠文君有理由怀疑商鞅的品行有问题，不够讲信义，而不讲信义的人，就有可能不讲忠，所以下面宗室贵族嚷嚷着商鞅造反，他也半信半疑。秦惠文君于是就派人去抓捕商鞅。

商鞅想，如今秦惠文君刚刚上台日浅，身边都是被宗室贵族包围着，他得依赖这些宗室贵族，而商鞅扫荡了秦国贵族卿大夫家族，取缔了他们的封邑，这些被扫荡的人，势必要开始反攻倒算。秦惠文君即便知道商鞅做的对，但是也必须平息宗室贵族们的愤怒，保持国内的持续稳定。不管怎么样，商鞅觉得找秦惠文君分辨是凶多吉少，于是进行拘捕，出逃到了函谷关下，这时已经天色晚了，商鞅要住店。但是旅店老板跟他要身份证，他不敢交。老板说：“按照商君定的法，不交验身份证，一旦发现，旅馆经理要连坐！我怎么敢放你住？！”商鞅欲哭无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露宿野外，在马车里睡觉，也没法洗澡了。（“作法自毙”就是从这里来的。）

最后商鞅跑出函谷关，要向东投奔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卯又杀破大魏军，不肯收留，商鞅只好向南跑去自己的商於封地，宣布造反，呆着封邑上的兵去攻击蓝田，秦国发兵来迎击，战败叛军，虏了商於，在渑池把商鞅正法杀掉。秦惠文君命令把商鞅的遗体车裂了，在国内徇示，说：“有敢像商鞅这样造反的，都是这个下场。”遂夷灭了商鞅全家。

太史公曰：商鞅，天性刻薄。他用帝王术去说秦孝公，都是浮言，并非是他的实。而且他能当上官，靠的是秦孝公的宠臣引荐，但是当官以后，就刑处了公子虔、欺骗魏国公子卯（言贵戚对他有恩他却苛刻地对待贵戚），足以看出商鞅的少恩来了。我曾经读商鞅些的《开塞》、《耕战》的书，书中思想和他本人的行事类似。最终他在秦国落得了恶名，这也是自有原因的啊。

潇水曰：司马迁似乎只看到了商鞅改革的富国之术，没有看到它的强化君权作用。此前，秦国的十数代国君都是非常没地位的，都是大宗族权臣扶立和控制着的。通过商鞅的改革，抑制贵族，奖励耕战，解放的平民，依军功授官，建立了平民化的职业官僚体系，也就同时加强的君权，国君有权又富，领导着职业官僚化的国家，这一体制，最终战败了偏贵族政治的六国，这是秦能战胜六国的政治体制优胜的原因。司马迁对此也认识不多。所以他对商鞅就偏批评较多，主要是为人刻薄、少恩，而宽厚多恩，难免就落到亲亲上恩的六国模式，照旧给贵族们好处和恩惠，落得贵族政治的腐朽上去。对贵族少恩，铲除贵族，正是对平民多恩。

当然，若说商鞅天性刻薄，并且从《商君书》里也看出了这一点，这结论大约是没错的。然而评论政治家，还主要应该从顺应历史潮流时势角度去看，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秦的胜利没有从政治体制上分析，而看人着重看德行和行政风格，固然尚不足以称“通古今之变”了。

当然，若单从为人上讲，乃至政治家的为人上讲，刻薄少恩，固然也是该避免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次要的方面，若能坚持改革，又能避免过分刻薄少恩，固然全矣。

司马迁反对官吏以苛察为忠，反对行事风格刻薄少恩，反对苛察酷吏，以能抓别人的错为自喜之能事，这是他从汉朝当时政治中看到的弊端，但是落到战国之际正在政治变革，从分封模式向现代集权专制行政体系转变，则也许刻薄少恩，就不单单是个人行事风格所当评价，而是古今之变的某种推动力，不能单一从行事风格角度，简单地批评了。犹如医生之持刀，和奸人之持刀，不能见刀就批评攻击之。司马迁未见战国中期政体剧烈变化的“古今之变”——这在他其它世家列传中也未体现，所以，就见刀就批评之，可谓未通古今之不同啊。

文/潇水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白话史记 商鞅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