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大清帝国相当平静。边疆偶有不太平的消息传来，也很快平息下去。可上了年纪的人，记得的却是很不一样的情景。50 年前，大股的农民军活动在华北平原上，至于在后追剿的明军，也同样有些不受控制。嗜血的乱军在攫掌大权之前，曾在富庶的四川盆地停留过短短一阵子。盛产稻米的江南，则因时政隳败不堪，北方义军南下，激起佃农、农奴群起暴动。至于南部沿海地区，握在沿海掌握海军大权的督抚的手里，是否支持明室，多半要看是否于己有利。明朝帝国的东北边疆，有一支民族“女真” ，本是明朝的藩属，此时也已重整旗鼓，改叫自己为“满洲” ，正逐步占据汉人的城市。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动荡的人们，处于这太平盛世，可谓劫后余生。

备受毛主席推崇的王夫之

季节变换，岁近暮年，祛病还慵：这些都是讲究晚年要享清福的文化里常见的主题。大学者王夫之 1688 年写这首诗时，年高七十，但勤奋不辍，已经写了60 多卷著作，有些还是儒家晚期最出色、最独特、最艰深的学术论述和道德哲学，现在还在写《宋论》以及另一部生平最长的压卷之作《读通鉴论》 。

王夫之在垂暮之年才着手论史是一种必然。无论是对王夫之，还是对“儒家”这大传统里的每一位后人，“史”便是“师” 。像孔丘（公元前 551- 前479） ，号称“述而不作” 。也就是说，他只是将古圣先王、文武周公的典章制度传于后世，而非夫子自道（周朝立国于他生前五百年）。1688 年的传教士和欧洲读传教士著作的人，都叫他 Confucius，这是“孔夫子”音译的拉丁版。

习染孔学的文人，都知道孔子的经书里有解决社会、伦理，特别是政治问题的答案。孔子自己就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 · 阳货十七》 ）但若碰上危邦乱世、无道昏君，这该如何呢？可能就只有“卷而怀之”，保存一己的正道和师承的教诲归隐山林。王夫之的一生，便为这角色立了特殊的范例：既曾仕宦于前朝，就不再事二主。1644年，明末李自成率起义大军攻下明朝的京城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自缢于御花园。只是，不过 10 个星期，起义军也因满洲大军压境落荒而逃。满洲以为殉国的明朝皇帝报仇、平乱为名入京，循而建立大清朝。大清朝剿匪平乱的速度极快，1650 年，广州已经牢牢握在清人手里，南明最后一位僭主桂王，也于 1659 年被清军从西南方赶入缅甸。王夫之本人曾经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运动，先前举事反抗明朝官府的农民军，以及曾和清军结盟的将领，联合推举桂王称帝。王夫之就在桂王朝中当了个小官，尝尽晚明腐败、政争遗毒的恶臭。

眼见势无可为，王夫之辞去当了不过一年的官，割舍四年复明的大志和断续的联系，回湖南老家归隐不出，专事著述。他 40 年隐居著述，绝少出游，来往的门生故旧只寥寥几人。他那一代有许多人以忠臣不事二主的节义，拒绝在清朝当官；以出仕或接受清廷招安为不忠不义。王夫之还不仅止于此：他不肯着清人服饰，不肯留清人的发辫——就是头顶剃光，后脑勺儿留一条长辫子。清廷通令全国男子皆须剃发留辫。民间对这道命令深恶痛绝，间或还遇到一些抵抗。最后清廷明令：要留头发就不留脑袋。湖南的地方官府绝对知道王夫之还在穿明朝人的衣服，还在留明朝人的头发，但出于对大学者的敬重，也可能因为他在地方上有要人保护吧，对他是视而不见。

王夫之终身研读《易经》不辍。 《易经》是部深奥难解但影响极大的古籍，有一部分是占卜手册，另一部分则阐释动静、成败、阴阳相生交感的奥妙和谐，以及如何获致圆满、完整的人生之道。1652 年，王夫之最后一次考虑是否要再蹚政治浑水、加入反清复明大业，于是转向《易经》请益。他倒不是要占卜未来吉凶，而是要借卦象指点道德迷津。卜出来的第一卦，指他和乱臣贼子交游无妨，桂王可以一见；第二卦，则好像在说事无善终。因此，在 17 世纪 50 年代，在他终于死了反清复明的心愿不久，也是四十不惑将届之年，王夫之写下了他平生最透彻、最富新意的哲学论述。第一部，论的就是《易经》，而且以这本书和中国上古的儒家信仰彻底决裂。许多学者不用大脑就信奉周初的典章制度和孔子的教诲圆满完备，恒久不变。但这些教诲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情势有变，难道礼教不该随之改变？王夫之就以他对《易经》的疏论为本，申论万物之“道”皆须在具体的情境里寻求，先王之道亦然——也就是放在制度和实践的脉络里寻求。具体的情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世事若是有道，就不必去管相应的普遍之道。圣贤深知其理，但好学之士泰半未必。至于庶民处理起这样的事来，还比学者要强。世上还有许多潜伏的“道” 从未实现，现实情势一变，新的道就相应而生。因此，王夫之虽然终身饱读儒家经典，沉津在儒家学者奉为社会和政治活动万变不离其宗的圭臬里，王夫之最深刻的领悟，还是认为传统在新形势里一样须作质疑和修正。

17 世纪50 年代，王夫之在他写的另一部作品《黄书》里，以当世异族征服的经验，归纳中国历史的结构和道德实践，而提出相当激进的说法，作为抗拒清廷正统地位的理由：

然而清其族，绝其畛，建其位，各归其屏者……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也。……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华夏不自畛于绝夷，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闲之。

1688 这一年，王夫之除了酒喝得少一点，有点担心他打瞌睡的时间多了点，也埋首写他工程最浩大的一部书：《读通鉴论》，为司马光11 世纪时写的《资治通鉴》作评述；另也做了一部宋史评述；两部书都完成于 1691 年，即他死前一年。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于今日者……。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

王夫之的作品于他身后湮没无闻，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见出版。其作品那时得以流传，大部分得力于当时的保守派改革人士；他们那时正在洋人、洋舰连番入侵里挣扎。王夫之生前绝想不到中国会有这么一天，但他修正古法以应世变，护卫中国抵御外患等理念，在当时想必如暮鼓晨钟。再后来，更有年轻的湖南学子在 20 世纪初期组成船山学社，钻研王夫之的著作。毛主席便是其中一位。

石涛赠画丁鹏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 1688 年）阴历十月，名画家石涛画了一幅山水挂轴《山居图》送给朋友丁鹏；画的是小屋掩映在险峻山崖的林子里，屋里隐约可见一人独坐。这幅画的意思是：即使渺小如彼，也能在大自然的浸逼之下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样的主题和感情，在石涛画这幅画时，于中国少说也有 700 年的历史，许多名画的灵感全都是从这儿来的。中国画另一样同样悠久的传统，就是画家在“描摹物形”与“自抒胸臆”间的创作拉锯。这在石涛身上看来是“自抒胸臆”这边赢了。

中国画家描摹物形，向来以一套层层叠叠的戳点、短划、勾勒、圈叶等笔墨语汇，砌成山石、林薄和花草。就近审视笔笔分立，一拉远距离马上融合一气，化作一幕真山真水。然而，石涛 1688 年送给丁鹏的这幅山水，还有他其他许多画里的点、线，不管怎么看，始终点就是点、线就是线，一大片山崖都是一道道笔力、墨韵的炫技演出。还有形状！顶端的山崖兀自斜劈出一块，硬生生拦腰截成两段，一朝上升，一朝横躺。前景的巨石倾敧不平，块面和罅隙交叉错落。在这样的画里，画外的观者不再立于定点，而改以看透一切的眼，逡巡全画。观者成了行旅，甚或还是匍匐攀爬、蹒跚狼狈的行旅，走在地势奇险的深山，一下因断崖陡落而仓皇退却，一下因巨岩压顶而忧疑畏怯。眼望大地巨力既不顾念苍生，又令人感动莫名，油然敬畏有加！石涛恍若以他灵动、遒健的笔，砌出涌动、活泼的形，将扭曲如此山势、拉扯如此巨石的大地生命力，汲取到笔端汩汩流泄而出。

怒猊抉石，渴骥奔泉，

风雨欲来，烟云万状，

超轶绝尘，沉着痛快，

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

能不令欣赏家一时噱绝。

清人统一中国的剧变为许多人带来大好机会，或投身军旅打功名，或栖身官场求幸进，要不就投身商场敛财富。剧变将石涛从他命中安逸、狭隘的小生活圈，一把扔进动荡不安的乱世，大半时候还只能靠他人资助为生。石涛生于 116411 年，明皇室（悼僖王）之后（十世孙），200 多年世居西南边陲的桂林。桂林山水之奇绝秀丽，吸引中国画家有千年的历史。明室诸王向来得乖乖待在皇帝分封的领地，不准过问政治、军事。这些王侯虽然不识政务，也和领地周围的乡里脱节，却因为顶着皇室血统的神秘光环而成为打倒清朝势力集结的焦点，而这大清势力在满人的权力中心外围，还吸纳了不少汉人为附。所以，石涛父亲虽曾（以“监国”之名）出面集结反清势力，但只昙花一现，而且和南明其他反清势力一样，不是败于清军的追剿，而是败于福建沿海地方势力（督、抚）支持（后又背弃）的南明王室。石涛父亲遭到处决，作为儿子的性命倒是无虞，游走在立场模棱、互有重叠的小圈子里长大成人，既有誓死匡复明室的忠臣遗民，也有投靠清人的汉族显贵。当时明室幸存的后人和忠臣遗老，有不少人落发为僧，以示弃绝俗世功名，石涛亦然。石涛 1679年画这幅山水送丁鹏时，住的地方离黄山不远。黄山就常见画中所绘的奇绝之景，但要以画面比对实景，断然不能，因为石涛和大部分中国画家一样，都是在饱览名山大川之后，回书房自出胸臆，留心中胜景于笔端造化。石涛在1680年搬到南京一带，1684 年在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时，曾往康熙御前晋见。之后，便和清廷时有往来，后于17世纪90年代长居北京，进而得见清廷权贵搜罗的名画。1688年他住在扬州，扬州在当时是愈来愈繁荣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石涛除了画画，也写画论，展现了无比的天赋、志向和创意。中国大部分画家不是因袭前人遗绪，就是另辟蹊径、自创一格，以致一个个画家的作品多半有一脉相承的家族特征。石涛当然有时也拟前人笔意，有次还自承无法得元四大家倪瓒枯瘦、空灵的山水于万一， “知其皮毛耳”。但他的作品，大多是哪一家也不像，风格变化之多，好像一人化作十几个画家。而这风格之繁盛，便是石涛在《画语录》里标举的中心原则。他说，众法皆立于“一画” 。这“一画”之法，全由自造。一旦立了自己的“一画”之法，就不再拘于一法； “亿万万笔墨”率皆始于此之一画，终于此之一画，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随人掌握。而每一幅画皆须从心造化， “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虫鱼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皆须深入其理，曲尽其态” ，方能得一画之宏规。石涛的“画语”，荟萃中国 500 多年山水品评的奥妙，推进到知性追求的另一高峰，呼应儒家、禅宗，尤其是道教的基本理念，以致他的“一画”，也几近乎巧立万物一以贯之的“道” 。

石涛的“一画”，化出众法；他之众法，个性、浑一、入理始终不减，在观者脑中不仅不汇成“一法” ，反而化作惊奇不断、变化万端的世界。石涛当然知道他潜修经年的佛法是从印度来的，但却从没在画中留下一点蛛丝马迹，透露他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没有丝毫的兴趣。但凭他艺术的天赋和创发的理念，涵括 1688 年世界的画，舍他其谁。史家在刻画世界之际，同样力求不拘于一法，不囿于定格，纯粹依起心动念任万物带领。就像石涛从“一画”始，于“万法”终，避开家法和路数，为读者开展世界的缤纷样貌，反映人类情境无拘无束的变貌、光辉和怪异。

本文摘选自《1688年，当中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