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及民主共和，洋奴西化派往往会说汉人五千年之历史，全都是君主专制，以此得出华夏没有民主自由的土壤、华夏文明是专制落后的结论。而一些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的道统派则会说民主制度是西化的产物，我们汉民族不应该盲目学习西方的制度，君主制更适合我们民族的发展。

对此，笔者想说，以上两种论调虽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却有着相似的心理与共同点——那便是内心深处对汉文化的不自信。他们内心都坚定的认为民主共和是西方起源并产生的，所以洋奴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而固执己见的认为华夏文明必是专制落后的，道统派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心理而坚决抵制民主共和的观念。但事实上，民主共和却从不是外来的，它是滋生于我们本土、发展于我们本土的思想，只是由于满清的入关，我们的文明进程被迫中止，而西方与此同时却爆发了一场又一场民权革命，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的人民纷纷革命抗争，争取民权。所以只能说近代的民权思潮起源于西方，但是民权民主的思想很早就诞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并非西方所独创。

源于先秦

早在两年多年前，儒家二圣孔子孟子便开始主张民权了。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论语·尧曰》表达了孔子对尧舜三代善政的认同，战国时期，“孟子言性善，言必称尧舜”，荀子也称赞“尧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而是公天下，尧舜之政治，名虽为君权，实则乃行民权，所以先贤们总是高度赞扬、信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的权利来源于民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指按人民意愿和喜好办事）”、又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诛杀暴君的正义性）”，这便是孟子时常倡导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早已具备了民权的雏形，在2000多年的那个时代，孟子已知君主不必是一定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人民造福的人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人就称为“独夫”，人民有绝对的正义去反抗他。由此可见，汉民族对于民权的见解，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想到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有关民权的思想基本还停留在理论层次上，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而存在，在治世成为在野的思想舆论，在乱世则成为政治革命，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比如陈胜吴广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钟相杨幺起义之“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方腊起义之“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秦汉大一统政权建立后，虽在制度上已远离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但是民权的思潮却从未中断。唐代的柳宗元与孟子遥相呼应，又从君民关系、官民关系的角度，重新提出了政治权力来源于民众的观点，观点比孟子更明确、更激进。柳宗元认为:“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 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在这里，柳宗元批驳了那种政治权力受命于天的神话，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是从民众那里接受来的，只有有仁心才能维持统治的巩固。柳宗元还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著名观点， 柳宗元深刻地指出，统治者是由民众供养的，民众是各级官吏的主人， 官吏应该是为民众服务的公仆。东汉末期的王符在继承总结前代思想成果基础上，提出国家政治中的君主、各级官吏以及一切法令，其好坏都要由是否为民服务来决定， 他说: “君臣法令之功必效于民。”明代著名的政治家丘也说:“天以天下之民、之力、之财， 奉一人以为君，非私之也。将赖之以治之、教之、养之也。 为人君者，受天下之奉，乃惮其力， 竭其财， 以自养其一身而不恤民焉，岂天立君之意哉!”这些观点都指出, 君主、官吏并非只是权力的行使者， 他们同时还必须对人民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兴盛于明末

当然，对民权民主思想的坚定提倡，对君主专制的深刻反思还是在明末。时然，满洲入主中原，天下既沉，华夏沦亡，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士大夫有感于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对传统政治、传统思想做了深入的剖析与反思，淋漓尽致的揭示出了专制君主的罪恶，重申了民众对于暴君的革命权，提出了民权民生的思想主张。这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历史反思。也对后世乃至当今都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黄宗羲：

其中，对君主制的批判，当属黄宗羲最为激进。在《原君》中，黄宗羲首先赞美了“古之人人君”如尧、舜、禹等，“以千万倍之勤劳”忘我地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接着笔锋一转，对“后之为人君者”进行了揭露和谴责。 他说：“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得尽归于己，惟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惟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 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 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在这里，黄氏严正地指出了“后之人君”“以天下这利尽归于己，惟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的丑恶本质;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他们“视天下为间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博我 一人之产业”，“奉我一人这淫乐”的罪恶目的;剧烈地鞭挞了君主在争夺帝位时进行的战争和建立其统治后对人民的残酷压榨，给人民带来肝脑涂地、家破人亡的无穷灾难。他得出结论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氏还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君主专制制度的卫道士。他在《原君》说：“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到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之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 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性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性之中，独私 其一人一性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 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黄氏指出： “规规小儒”鼓吹“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论调，即把君主主宰天下，臣民效忠君主的伦理关系说成是天经地义，并虚妄地传播着伯夷、叔齐的忠君事迹等无稽之谈来攻击汤 武革命，为暴君的腐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黄氏把这些人斥为“规规小儒”，即目光短浅， 头脑迂腐的冬烘学究，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向死板地奉行儒爱忠君教条的程朱学派。黄氏举 着“圣人”周武王和孟子的旗帜，宣扬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具有一定进 步倾向的言论，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性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 这就进一步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也是对“君为臣纲”的传统观念的批判。

在《明夷待访录》的其他一些篇章中，黄氏反对君主专制、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也时有流露。他一再指出：人君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人君的权力，不应漫无边际；人君的说 话，亦非金科玉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犹乐”（《原臣》），明确地指出臣的职责是为天下，为万民，而把至高无上的天子降低到一家一姓的地位，并认为“万民之忧乐”比“一姓之兴亡”重要得多。他还说：为臣者对“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采取什么态度，是徇其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他认为臣应把自己视为君之师友，而不是君的宦官宫妾。君主如果“不以天下万民为事”，臣就没有必要为君效劳、效死。这些，都反映了黄氏 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满，对“君为臣纲”的专制教条的否定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综上所述。《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严正的谴责；对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政治、法律、纲常伦理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并提出了若干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见解。

二、顾炎武：

顾炎武的思想相对温和，没有如黄宗羲那样激进的反对君主制，但是顾炎武有着诸多的民主与民生的思想。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反对‘独治’，主张‘众治’。他进而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思想。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君主专制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民生思想：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汉族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延续。

三、王夫之：

王夫之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民权与民生两方面，他提出“以民为基”的民本思想、“均天下”的均平思想与“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反专制思想：

1　“以民为基”的民本思想

王夫之认真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深深地认识到民众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提出了“以民为基”的民本思想。他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人君之当行仁义，自是体上天命我作军师之心，而尽君道以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天职”。他认为，君民二者的关系，君主应该以民为根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者地位是否稳固的关键，作为君主应当推行仁义的君道，真正关心民众，体察民情，应该以此作为“第一天职”来看待。

2　“均天下”的均平思想

农民最关心的就是土地问题，为了更好的能做到“以民为基”，首先就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是明清之际，繁重的赋役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也是社会弊政的突出表现。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均天下的主张。他说：“聚者有余，有余者，不均也。聚以之于彼，则此不足，不足者，不均也……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天下”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高度集中，聚者有余而贫者不足的矛盾，使凡有劳动能力者都有田可耕。他认为，土地不是王者的私有财产，土地是人们赖以生活养育的根本，“有其力者治其地”，不需要王者授予。王夫之认为，即使是君主也不能独自掌管天下的土地，天下土地不是君主一人的私产，应该由天下人平均占有。这也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传统观念的批驳。

3　“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反专制思想

强调民众的根基地位必然要涉及对君主的态度，王夫之从“一姓之私”与“天下之公”二者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反专制思想。他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功。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王夫之把君主“一姓之私”和民众生死存亡的“天下之公”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君主一家一姓的兴亡是君主个人的私事，而天下百姓的生死安危问题是天下之公事，治理天下，不是为了君主专制的一姓之私，而应考虑为天下百姓的大公。在此，王夫之深刻反省了传统的“家天下”的观念，对于这种尊君观念进行了批判。此外，他说皇帝也是可以禅让，可以继承，可以革职的，以此对传统的君权无限论提出了挑战。

实践于海外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清初之际，是我国民权民生思潮大发展的时期，虽然华夏民权民主的历史进程被满清的入侵所中断，但是优秀思想的光辉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穿越历史的长河，影响后世，照耀当今的世界。

后世，华人依据顾黄王的先进思想，在海外建立了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同时，也是亚洲第一共和国，与美国独立处于同一时期。谁说汉人只有封建专制，谁说民主共和是西方的产物？汉人只是在满清的入侵之下失去了历史的机遇。

兰芳大统制共和国（1776年～1886年），通常简称兰芳共和国，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间存在于南洋婆罗洲（现印度尼西亚占据称加里曼丹岛）上的海外华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说起最早的现代共和制国家，很多人都会追溯到1776年成立的美国，实际上，就在美国独立的同一时期，汉人曾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了一个兰芳共和国。

这个由华人建立的国家首领称为大唐总长（或者大总制），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首领的传承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式的家族世袭制，而是类似于民主选举和禅让的形式，首任大总长罗芳伯逝世时，公推江戊伯继任，先后五传，最后刘台二，故被人称为共和国。至于“国之大事，皆咨决众议而行”，也有似于议会制。

作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共和制国家之一，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由于国小力弱被荷兰殖民者所灭。

兰芳共和国的建立充分说明了汉人民主制度产生必须是西方殖民论的破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情况下加上本国高度文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完全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而明末就拥有这种条件，如果不是“满清入关”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汉人必将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汉人的文化不必然的等于君主专制，民主共和也从不是西方的产物，而是起源于我们传统文化思潮，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汉人必然有实现民主共和的土壤。

最后，在辛亥革命，成功驱除鞑虏之后，孙中山先生再次从我们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的思想出发，结合前代顾黄王的先贤思想，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民权、民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我们兴汉者依旧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负责的说，民主民权的思想从不是西化的产物，它是根植于我们文化传统里的东西：从先秦的天下为公、民贵君轻等思潮，再到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士大夫对以往君主制的深刻反思，再到，十八世纪汉人在海外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最后再到孙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义的思想，可以说这些民主共和的思潮与实践都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进程，我们汉民族文化绝不是专制、落后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