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即位以后，颁布过这么一道圣旨：

“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有一等官人家，父母、妻子、兄弟一同害人，满家儿并无一个发仁心的，似这等全家坏了的，也好些个。”

“这文书说得明白，一件件开得分晓，若还再如此害军，便是自己犯了又犯这般。难说你不曾见文书？不知道这文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

我敢赌一百块钱，凡是第一次读到上述圣旨的朋友，肯定都会感到奇怪：咦，皇帝颁布圣旨，难道不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紧跟着一大堆文绉绉的文言文吗？这朱元璋怎么满口大白话啊？莫非因为他是穷苦农民出身，上不起学，二十多岁才开始学文化，当皇帝时还没有达到用文言文表达的水平吗？

其实不然，朱元璋并不是没有颁布过那种文四骈六的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命运既终，海内疆土，豪杰分争。朕本淮甸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

您看，这道圣旨也是出自朱元璋之口，而且在时间上比前面那道大白话圣旨还要早，是他刚刚称帝、尚未将元朝推翻时颁布的。

我们得承认，朱元璋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但就算他完全不识字，也可以把圣旨弄成文言文啊！因为他是皇帝，皇帝手下还少得了帮助草拟和润色圣旨的文臣吗？

那么好，既然他有条件发布文言圣旨，那干嘛搞出一个白话圣旨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好懂，为了让天下百姓更容易听明白。

朱元璋在他最著名的圣旨《大诰》中说过：“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他直接用口语表达，目的就是让有文化的子民和没文化的子民都能听懂他的“圣意”。实在讲，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比只顾形式和面子，发布一通文辞典雅但文义晦涩，甚至还可能被受众曲解的政令，要好得多得多。

明朝人编撰过一部《皇明诏制》，收录了从洪武年间到嘉靖年间的大批圣旨，翻开瞧一瞧，白话圣旨还真不少。例如这部书第三卷朱元璋的《戒谕武臣敕》、《谕武臣恤军敕》、《诫谕管军官敕》、《御制军人护身敕》，以及第五卷朱棣的《谕天下武臣敕》，还有第二十一卷嘉靖皇帝的《宣谕承天府百姓》，都是大白话。

我们来看看嘉靖那道《宣谕承天府百姓》：

“说与故里众百姓每：我的父母昔在孝宗皇帝时封国在这里，积许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位。我今为父母来到这里，你每也有旧老的，也有与我同后生的，但只是我却没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这苦情你们也见过么？我今事完回京，说与你每众百姓，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扶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做好人，你每依我的言语。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记着。”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堂弟。明武宗荒淫无道，没留下子嗣，所以由他承继大统。他当上皇帝，衣锦还乡，回到早年的封地祭拜父母，给当地老百姓颁布了这道圣旨。

这道圣旨同样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用“说与故里众百姓每”开头，意思是“说给老家的百姓们听”。他也没有称“朕”，直接称“我”，显得非常亲切。

在这道圣旨里，嘉靖先是表达了对父母在天之灵的怀念，对自己不能尽孝道的痛苦，接着又劝告百姓遵纪守法，恪守孝道，老老实实做人。最后他还解释道：“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不是我不会写文言文，我之所以用大白话，是为了让那些没文化的人一听就懂啊！

既然白话圣旨有这种易懂易传播的好处，其他朝代的皇帝为什么不借鉴一下呢？为什么唐朝、宋朝和清朝皇帝颁布的那些圣旨都是那么文绉绉的呢？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清朝皇帝批复奏章，也写过“知道了”、“这样不好”、“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之类。是的，但此类批复只是针对大臣，并非针对百姓，清朝皇帝发给百姓的圣旨当中，绝对不会有连篇累牍的大白话。您想啊，清朝皇帝以异族入主中原，面对博大精深、光彩夺目的汉文化，他们缺乏自信，唯恐汉族士大夫小瞧了自己，唯恐汉儒在暗地里嘲笑他们“粗陋不文”。

明朝皇帝怎么就不怕嘲笑呢？这是因为前面有元朝皇帝帮他们挡枪——早在元朝时期，那些蒙古皇帝颁布的圣旨就经常用大白话，在蒙古皇帝治下的中国臣民早就习惯了这样奇葩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