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被褐怀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1、字面理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关于顺其自然方面的问题，我（道）说的话很容易懂，很容易做到。但天下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其深刻的内涵，不愿意去做。

言有宗，事有君。

说出的话要有宗旨，做事不能脱离根本。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人们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道”的深刻内涵。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理解“道”的人甚少，以“道”为法则的人就难能可贵。

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这就好像圣人披着褐布的衣服，而怀揣宝玉，人们很难相信他怀里有宝贝一样。

褐：粗布或粗布衣服。

2、通俗理解

展现于世人的自然法则，其实是非常简单易行的。但天下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其深刻的内涵，不愿意去做。我们抛开宇宙万物的深奥的自然法则，单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自然法则：“早睡早起身体好”、“切忌暴饮暴食”、“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色是刮骨的钢刀”等等，这些修身养性的要诀，就是自然法则，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那种遭到众人指责的人，一定是他没有掌握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他发表的观点与众人的观点相冲突，别人不接受他。而遭到众人的不接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众人之口，就代表舆论，被舆论非议后果就很难挽回了。所以，说出的话一定要有宗旨，做事不能脱离根本。

很多人所体现的无知，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道”的深刻内涵，他们没有顺其自然的原因在于，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顺其自然的好处。所以，理解“道”的人甚少，以“道”为法则的人就难能可贵。用今天的大白话来理解就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任何事，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它的真正内涵呢？谁都知道按照科学行事的好处，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科学”往往在“主观臆断”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大科学家高斯不就对阿贝尔的数学论文不屑一顾吗？大发明家爱迪生不就对特斯拉发明的交流电百般阻挠吗？这就好像圣人披着褐布的衣服，而怀揣宝玉，人们很难相信他怀里有宝贝一样。

3、道德经

老子在本章里没有阐述什么具体内容，其实是对前面阐述观点的总结。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性，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道德经》书中包括大量辩证法观点，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个两方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道德经》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他的著作、他的思想早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欧洲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的研究，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欧洲共有60多种《道德经》译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学者对《道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专著或专论问世。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著有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专著。他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李约瑟越研究中国，越认识老子、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越发相信老子学说的正确，越来越按照老子说的去做，他晚年干脆自称是“名誉道家”、“十宿道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很有成就，是上个世纪国际上知名的汉学家，而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从而为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老子热”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美国《纽约时报》将《道德经》列为世界十大名著之首。

4、一知半解和主观臆断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本来是“易知”和“易行”的事，而最终的结果却变成了“曲解”和“败绩”。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知”和“行”中间，多了一个“一知半解”或者是“主观臆断”。

齐景公来到已被兼并的原诸侯国纪国视察时，在其京城内发现了一只金壶，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藏着一幅用红笔写就的帛书，上书八字箴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齐景公将丹书握在手中把玩一阵之后，不禁击掌赞道：“对呀，为人行事的确应当如此。吃鱼只应吃一面，不要翻动，因为鱼腥味是能使人作呕的呀；出门时应当不骑那种跑不快的马，因为它缺少耐力，走不远啊。”晏子在一旁听了，赶紧纠正道：“这八个字说的并不是您理解的这个意思。所谓‘食鱼无反’，是在告诫国君和大臣们不要贪得无厌，不能将民力耗尽，否则就会损伤国家的元气；所谓‘勿乘驽马’，则是比喻国君不能将品质不好的人放在身边，委以重任，否则他们就会误国害民呀！”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解释，不觉频频点头，但同时又不解地问：“既然纪国有这样好的治国箴言，它又怎么会亡国呢？”晏子回答说：“这是有原因的。我听说，凡是有道的国君，总是将一些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公开张贴在大街小巷，广而告之，让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同时发动民众随时监督；而纪国虽然有这样好的治国箴言，却将它投注到金壶之中，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您想，他们这样做，能不亡国吗？”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在齐桓公统治的齐国，有一位擅长做车轮的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轮扁。一天，齐桓公在殿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齐桓公读书读到妙处，不禁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很有道理”。轮扁见桓公这样爱书，心里觉得纳闷。他放下手中的锤子、凿子，走到堂上问齐桓公说：“请问，大王您所看的书，上面写的都是些什么呀？”齐桓公回答说：“我在看圣贤书，书上写的是圣人讲的道理。”轮扁说：“请问大王，这些圣人还活着吗？”齐桓公说：“他们都死了。”于是轮扁简直出语惊人：“那么，大王您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代圣贤留下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很是扫兴。他对轮扁说：“古之圣贤给我们留下的都是文化精华，怎么会是糟粕呢？”“你一个做车轮的工匠，凭什么瞎议论呢？你说圣人书上留下的是糟粕，如果你能谈出个道理来，我还可以饶了你，如果你说不出道理来，我非杀你不可！”

轮扁不紧不慢地回答齐桓公说：“我是从自己的职业和劳动经验体会来看待这件事的。”“就说我砍削车轮这件事吧：速度慢了，车轮就削得光滑但不坚固；动作快了，车轮就削得粗糙而不合规格。只有不快不慢，才能得心应手，制作出质量最好的车轮。”“由此看来，削车轮也有它的规律。可是，我只能从心里去体会而得到，却难以用言语很清楚明白的讲授给我儿子听，这个‘正好’二字，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因此我儿子便不能从我这里学到砍削车轮的真正技巧。”“所以我已经70 岁了，还得凭自己心里的感觉去动手砍削车轮。我已经教我儿子30年了，我无法用语言表述这个‘正好’二字的内涵，需要我儿子自己去悟，由于他总是悟不出这个‘正好’的真谛，所以他总是做不好车轮子。”“由此可见，古代圣人心中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们感悟的知识精华，由于他们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他们也就无法把它写在书中，因此这些精华已经随着他们死去了。那么大王您今天所能读到的，当然只能是一些古人留下的肤浅粗略的东西了，其精华部分需要您自己去悟。”齐桓公认为轮扁说的非常有道理。

5、

违道

老子说：“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春秋时期有一个很高明的画家，这天被请来为齐王画像。画像过程中，齐王问画家：“比较起来，什么东西最难画呢？”画家回答说：“活动的狗与马，都是最难画的，我也画得不怎么好。”齐王又问道：“那什么东西最容易画呢？”画家说：“画鬼最容易。”“为什么呢？”“因为狗与马这些东西人们都熟悉，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只要画错那怕一点点，都会被人发现而指出毛病，所以难画，特别是动态中的狗与马难画，因为既有形又不定形。至于鬼呢，谁也没见过，没有确定的形体，也没有明确的相貌，那就可以由我随便画，想怎样画就怎样画，画出来后，谁也不能证明它不像鬼，所以画鬼是很容易的，不费什么神。”

画家的高论证明：如果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就会容易使人“弄虚作假”和“投机取巧”。唯心论最省力，因为它不受客观实际检验，可以瞎说一气，而唯物论则要接受客观实际的检验，所以很费工夫。

楚平王贪恋女色，重用奸臣费无极，陷害并杀害了忠臣伍奢和他的儿子伍尚，武奢的二儿子伍子胥逃亡。伍子胥立志要为父兄报仇。在逃亡途中伍子胥遇到了好友申包胥，在《左传·定公四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字）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

伍子胥辗转奔波到了吴国，为公子光重用，并力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并献“扰楚疲楚”之计，对楚国进行轮番攻击。以伍子胥、孙武等为将，连战连胜，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吴军进入郢都后，大肆抢掠，给楚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伍子胥在郢都，也为了泄愤对已故楚平王“鞭尸”。

申包胥派人劝诫伍子胥。一方面表示了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理解，但是对于伍子胥“鞭尸”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这样的行为只能泄愤，引起楚国人民的不满），同时希望伍子胥能够有所收敛，但是伍子胥却仍然一意孤行。

申包胥劝告伍子胥无果，便开始了他的“兴楚”大计。他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物来到秦国，在秦王宫外长跪不起，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号哭不止。申包胥的忠诚于坚毅终于打动了并惊醒了秦哀公，惊叹道：“楚有贤臣如是，吴犹欲灭之。寡人无臣若斯者，其亡无日矣。”（《吴越春秋》卷四《阖闾内传》）“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史记·伍子胥列传》）。成功的搬来秦国的援军后，申包胥身先士卒与吴军交战。这时越国也从吴国的后方袭击吴国，而更为重要的是，吴军的侵略行为与暴行，激起了了楚国上下的同仇敌忾。在如此形势下，吴军不得不退出楚国，楚国成功复兴。

楚昭王论功行赏，认为申包胥忠勇可嘉“封之以荆五千户”（《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但是申包胥却不认为自己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辞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左传·定公五年》）据说楚昭王想以命令的方式让申包胥节士，但是申包胥“遂逃赏。”（《左传·定公五年》）楚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闾曰“忠臣之门”。

6、追求真理

老子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学生们向苏格拉底请教怎样才能坚持真理。苏格拉底让大家坐下来。他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个苹果，慢慢地从每个同学的座位旁边走过，一边走一边说：“请同学们集中精力，注意嗅空气中的气味。”然后，他回到讲台上，把苹果举起来左右晃了晃，问：“有哪位同学闻到苹果的味了吗？”有一位学生举手站起来回答说：“我闻到了，是香味儿！”“还有哪位同学闻到了？”苏格拉底又问。学生们你望望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苏格拉底再次走下讲台，举着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学生的座位旁边走过，边走边叮嘱：“请同学们务必集中精力，仔细嗅一嗅空气中的气味。”回到讲台上后，他又问：“大家闻到苹果的气味了吗？”这次，绝大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稍停，苏格拉底第三次走到学生中间，让每位学生都嗅一嗅苹果。回到讲台后，他再次提问：“同学们，大家闻到苹果的味儿了吗？”他的话音刚落，除一位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举起了手。那位没举手的学生左右看了看，慌忙也举起了手。他的神态，引起了一阵笑声。苏格拉底也笑了：“大家闻到了什么味儿？”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香味儿！”苏格拉底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举起苹果缓缓地说：“非常遗憾，这是一枚假苹果，什么味儿也没有。”

有一次，苏格拉底和拉克苏相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游览一座大山。据说，那里风景如画，人们到了那里，会产生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许多年以后，他俩相遇了。他们都发现，那座山太遥远太遥远，就是走一辈子，也不可能到达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拉克苏颓丧地说：“我竭尽全力奔跑过来，结果什么都不能看到，真太叫人伤心了！”苏格拉底掸了掸长袍上的灰尘说：“这一路有许许多多美妙的风景，难道你都没有注意到？”拉克苏一脸尴尬神色：“我只顾朝着遥远的目标奔跑，哪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啊！”“那就太遗憾了。”苏格拉底说，“当我们追求一个遥远的目标时，切莫忘记，旅途处处有美景！”

7、恒而后有成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有学生问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怎样才能修学到他那般博大精深的学问。苏格拉底听了并未直接作答，只是说：“今天我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事，每个人把胳膊尽量往前甩，然后再尽量往后甩。”苏格拉底示范了一遍说：“从今天起，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学生们都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向学生们：“哪些同学坚持了？”有九成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一年过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我最简单的甩手动作，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这时整个教室只有一个人举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的柏拉图。

可见，柏拉图后来成为古希腊的哲学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同时，这也告诉我们成功并没有秘诀，但坚持是它的过程。

持之以恒，就是做事要有恒心，不能虎头蛇尾，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可奢望一蹴而就。俗话说“功到自然成”。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具备持之以恒的品质。

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怀素年幼时当和尚。见庙堂里陈列着无数书法，就立志练书法。而使他深感苦恼的是因贫穷而买不起纸张。于就种了许多芭蕉，用阔大的芭蕉叶代纸。并因而名其所居为“绿天庵”；他又找了一块木板，涂上漆，用木枝在上面写字，写了擦，擦了写，时间长了，木板也被擦得凹了下去。而被怀素写秃的笔更是不计其数，一枝一枝越积越多，堆得高高的。他把这些用秃的笔埋在一起，并风趣地称之为“笔冢”。由于持之以恒，勤学苦练，怀素成为流芳百世的书法家。

明代文学家张溥从小就喜欢读书。然而往往记不住，为此，他常常骂自己笨，可这不能解决问题。他想，惟一的办法是比别人多用些功夫。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反复地抄写。他每读一篇文章，就整整齐齐地抄上一遍，边抄边读，抄后又读，读后烧掉，再重新抄写。这样重复七次，一篇文章也读了一二十遍，自然也就记住了。为此，他把自己读书的屋子取名为“七录书斋”。由于他长年累月地抄写，握笔的指上都长满了老茧。张溥正是靠了这种扎扎实实的功夫，才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文学家。

哥白尼

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出生于波兰。40岁时，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1533年，60岁的哥白尼在罗马做了一系列的讲演，但直到他临近古稀之年才终于决定将它出版。1543年5月24日去世的那一天才收到出版商寄来的一部他写的书。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哥白尼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巨人。他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哥白尼遗骨于2010年5月22日在波兰弗龙堡大教堂重新下葬。

哥白尼的“日心说”发表之前，“地心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居于统治地位。

自古以来，人类就对宇宙的结构不断地进行着思考，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哲学家提出了地球在运动的主张，只是当时缺乏依据，因此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在古代欧洲，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中心旋转。这个学说的提出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刚好互相吻合，处于统治地位的教廷便竭力支持地心学说，把“地心说”和上帝创造世界融为一体，用来愚弄人们，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地心学”说被教会奉为和《圣经》一样的经典，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天文观测的精确度渐渐提高，人们逐渐发现了地心学说的破绽。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们发现托勒密所提出的均轮和本轮的数目竟多达八十个左右，这显然是不合理、不科学的。人们期待着能有一种科学的天体系统取代地心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哥白尼的日动学说应运而生了。

约在1515年之前，哥白尼为阐述自己关于天体运动学说的基本思想撰写了篇题为《浅说》的论文，他认为天体运动必须满足以下七点：不存在一个所有天体轨道或天体的共同的中心；地球只是引力中心和月球轨道的中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所有天体都绕太阳运转，宇宙的中心在太阳附近；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同天穹高度之比是微不足道的；在天空中看到的任何运动，都是地球运动引起的；在空中看到的太阳运动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它本身运动产生的，而是地球运动引起的，地球同时进行着几种运动；人们看到的行星向前和向后运动，是由于地球运动引起的。地球的运动足以解释人们在空中见到的各种现象了。此外，哥白尼还描述了太阳、月球、三颗外行星(土星、木星和火星)和两颗内行星(金星、水星)的视运动。

书中，哥白尼批判了托勒密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天体运行的现象，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谬论，从而实现了天文学中的根本变革。他正确地论述了地球绕其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

但是他也和前人一样严重低估了太阳系的规模。他认为星体运行的轨道是一系列的同心圆，这当然是错误的。他的学说里的数学运算很复杂也很不准确。

但是他的书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驱使一些其他天文学家对行星运动作更为准确的观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丹麦伟大的天文学家泰寿·勃莱荷，开普勒就是根据泰寿积累的观察资料，最终推导出了星体运行的正确规律。这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开创新纪元的学说，对于千百年来学界奉为定论的托勒密地球中心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显然哥白尼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它使人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哥白尼的书对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工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序幕。他俩又成了牛顿的主要前辈。是这两者的发现才使牛顿有能力确定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既然是时代的产物，它就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哥白尼所指的宇宙是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内的，具体来说，他的宇宙结构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即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系统。宇宙既然有它的中心，就必须有它的边界，哥白尼虽然否定了托勒密的“九重天”，但他却保留了一层恒星天，尽管他回避了宇宙是否有限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他是相信恒星天球是宇宙的“外壳”，他仍然相信天体只能按照所谓完美的圆形轨道运动，所以哥白尼的宇宙体系，仍然包含着不动的中心天体。

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迈进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

徐光启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号玄扈，教名保禄，汉族，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

大约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二年后又转移至浔州。徐光启在韶州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L.Cattaneo)。这是徐光启与传教士的第一次接触。

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从此，他又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更加丰富了。

明朝末年，后金政权不时对明朝发动进攻，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徐光启富于爱国的热忱，他希望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帮助国家富强起来，使天下的黎民过上“丰衣食，绝饥寒”的安定富裕的生活。

万历二十五年(1597)，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但却被主考官焦竑于落第卷中检出并拔置为第一名。现在看来，徐、焦二人都主张文章学问应该“益于德，利于行，济于事”，或许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的一致，徐光启才被焦竑赏识并被拔置第一的。但不久焦竑被劾丢官，转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也未能考中进士。他便又回到家乡课馆教书。

在同郭居静交往的时候，徐光启听说到中国来传教的耶稣会会长利玛窦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就到处打听他的下落，想当面向他请教。1600年，他得到了利玛窦正在南京传教的消息，即专程前往南京拜访。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他从小勤奋好学，对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医学都很有造诣，而且擅长制作钟表、日晷（gui鬼，日晷是古代一种测定时间的仪器），善于绘制地图和雕刻。三十岁从神学院毕业，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中国来传教。他为了便于同中国人交往，刻苦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古代文化，换上中国的服装，按照中国的礼节和风俗习惯进行活动，还为自己取了利玛窦这样一个中国名字。

徐光启见到利玛窦，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情，希望向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利玛窦看他是个读书人，也想向他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并热衷发展他为天主教徒，就同他交谈起来。他们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临别的时候，利玛窦对徐光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却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一本是《马尔谷福音》，讲的是耶稣的故事，另一本是《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用中文写的解释天主教义的书。（1603）万历三十一年。 经过三年的考虑，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了天主教。

利玛窦在同徐光启见面的第二年，也来到了北京。他向明神宗贡献礼品，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在宣武门外置了一处住宅，长期留居下来，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在公余之暇，常常去拜访利玛窦。

1606年，徐光启再次请求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光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光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于是，徐光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

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光启认为只要肯下功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从1606年的冬天开始，开始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光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光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遇有译得不妥当的地方，利玛窦就把原著再仔细地讲述一遍，让徐光启重新修改，如此反复。徐光启对翻译非常认真，常常是到了深夜，利玛窦休息了，他还独自坐在灯下加工、修改译稿。有时为了确定一个译名，他不断地琢磨、推敲，不知不觉地就忙到天亮。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1607年的春天，徐光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光启想一鼓作气，接着往下译，争取在年内译完后九卷，但利玛窦却主张先将前六卷刻印出版，听听反映再说。付印之前，徐光启又独自一人将译稿加工、润色了三遍，尽可能把译文改得准确。然后他又同利玛窦一起，共同敲定书名的翻译问题。这部著作的拉丁文原名叫《欧几里得原本》，如果直译成中文，不大象是一部数学著作。如果按照它的内容，译成《形学原本》，又显得太陈旧了。利玛窦说，中文里的“形学”，英文叫作“Geo”，它的原意是希腊的土地测量的意思，能不能在中文的词汇里找个同它发音相似、意思也相近的词。徐光启查考了十几个词组，都不理想。后来他想起了“几何”一词，觉得它与“Geo”音近意切，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利玛窦感到很满意。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徐光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万历三十五年(1607)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万历三十八年(16l0)徐光启守制期满，回京复职，此后除几次临时性差事之外，一直担任较为闲散的翰林院检讨。和当时一般文人官吏热衷于笔墨应酬不同，徐光启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研究，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和写作。在写给亲戚的信中徐光启自述道：“昨岁偶以多言之故，谬用历法见推……惟欲遂以此毕力，并应酬文墨一切迸除矣。何者?今世作文集至千百万言者非乏，而为我所为者无一有。历虽无切于用，未必更无用于今之诗文也。况弟辈所为之历算之学，渐次推广，更有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如今岁偶尔讲求数种用水之法，试一为之，颇觉于民事为便……弟年来百端俱废者，大半为此事所夺。”(《徐光启集·致老亲家书》)其中的“用水之法”，指的是万历四十年(1612)与传教士熊三拔(S．de Ursis)合译的《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作法和各种水利机械。

在此期间，徐光启还与传教士合作再次校订了《几何原本》并出版了第二版。同时他还为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文算指》(此书介绍了西方的笔算数学)、熊三拔编著的介绍天文仪器的《简平仪说》等书写了序言。这些序言表达了徐光启对传人的西方科技知识的看法。

向传教士学习科技知识的同时，徐光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进行了协助，帮他们刊刻宗教书籍，对传教士的活动也有所庇护。徐光启的这许多行为，多被朝臣误解，加上与其他官员的一些意见不合，因此他辞去工作，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l3—1618)间，他在天津从事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这期间，徐光启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并写成他后来的农学方面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

老子说：“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徐光启是数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多产，我们仅以徐光启学习西方科学，来弘扬徐光启“圣人被褐而怀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