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龙言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军校之创办，先后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培养党的武装骨干。

这年的春天，作为20年代热血有志的进步青年吴展，不顾家人的阻拦、瞒着身怀六甲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儿子偷偷地奔赴广州投考。经过严格筛选、笔试和面试，由时任黄埔军校“试验（入学考试）委员”严重、军事教官刘宏宇等二人保荐入学，并被编至第一期第四队（备取生队）学习。

由于共产党对共青团的教育抓得很紧，使团员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他们到校后，都纷纷要求“升党”。本人从《黄埔军校同学会》前六期共产党员名单上看到，吴展作为“安庆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与周士弟、王尔琢、曹渊、左权、宋希濂、候镜如、李默庵，以及后来一起参加广州起义的徐向前、唐澍、唐震、蔡升熙、陈选普、梁锡祜、黄锦辉、刘楚杰等的同期学员先后成为了中共党员，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更坚定了信仰马列主义，跟中国共产党走的革命信念。

学习期间，吴展一直以入学誓言“同受社会国家之感触”为座右铭，经过近半年的“军事与政治、理论与实际并重”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于同年11月毕业，因其才华出众而被校本部留用。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决定采纳教育长方鼎英的建议筹建了规模最大的武汉分校。学员分别来自于第5期的政治大队、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以及在全国招生。其中招收女生一事，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的首创，女学员们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革命思想熏陶，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女军官。

此时的吴展也随校本部政治科一起迁往武汉，并担任学生总队第四队队长兼训育教官。

1927年春，正当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武装政变，全面实行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以及工农革命群众大肆追捕和屠杀。汪精卫又于7月15日宣布“武汉分共”，武汉分校随即对学员进行解除武装，以及遣散共产党员的行动，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

此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趁机收留一部分学生扩充其势力，并将他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张发奎自兼教导团团长，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教育长（后毛遂自荐任团长），吴展任第一营营长，宋湘涛任第二营营长，刘先临任第三营营长。另外，游曦、曾宪植、郑梅仙、廖德璋、彭镜秋（1928年初至海陆丰入党）等三十多位共产党员身份的女学员，不愿遣散的也被编进了教导团。

张发奎

正当反动派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杀来时，我党领导人之一蔡和森主张采取武装起义还击敌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决定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

而吴展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虽然已经全副武装的拖出了武昌城，而后来还是因陈独秀命令，他们仍旧回到武昌两湖书院来”，连同原驻武汉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一起没赶上参加该起义。后来这二支队伍先后到了江西和广州，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有一定文化程度，被蒋介石称为“赤子赤孙”面临“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危急关头，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的叶剑英在吴展等共产党员的协助下，分头对学员们进行教育，指出了“干革命是任重道远，不可能一帆风顺”。稳定他们的情绪，重新集结并继续南下。

途中为防匪患，张发奎又重新发还枪械装备队伍。但当教导团到达广东韶关休整待命时，由于张发奎的猜疑，又一次命令全体学员交出武器。部分学员再一次情绪低落，思想动荡，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吴展等党员骨干分头到各连去做说服工作，使队伍继续前进。

1927年张发奎率部占领广州后，立即脱下“左派”外衣，加紧镇压工农运动。此时中共广东省委一方面识破汪精卫、张发奎之流的“要在夹击中奋斗”的谬论，决定在他们下毒手之前进行起义。

中共广东省委将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后得到中央的批示。11月中旬，吴展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三个连（其中朝鲜人一百五十多）参加了广州起义。

12月4日，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在黄花岗亲自召集以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为主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两百多人秘密会议。

吴展作为起义主力部队之一的领导者，参加了会议并接受上级指示。黄埔特务营的任务是监视反动武装、组织特务营配合工人。起义准备工作进行之际，负责转运武器的小北直街“大安米店”突然被敌人发现，汪精卫马上作出屠杀起义革命者的决议。

中共广东省委紧急决定，起义由原来12月12日提前到11日，并将提前起义的决定立即报告党中央。11日凌晨，张太雷、叶挺、周文雍、恽代英等在北较场四标营教导团驻地集合誓师，并宣告广州工农兵联合起义开始。

教导团第一、二、三营；警卫团第三营；工人赤卫队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联队；市郊西村、芳村、花地的农民赤卫军等按部署分别对各据点发起进攻。至天亮前，珠江北岸市区大部分的据点已经被起义军占领。6时左右，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维新路原广州市公安局内成立，宣布一切权力属于工农兵士，设立政府组织机构和任命各委员会委员，并颁布革命政纲。当天中午，有1000多人参加的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举行。会后张太雷乘车到前线指挥作战，途中遇敌袭击，被流弹击中牺牲，军事指挥失去了头绪。

黄埔军校特务营的驻地长洲岛离市区较远，因此未能第一时间收到起义提前的通知，至11日下午才知晓起义提前。军校教育长杨树松闻讯后第一时间逃离军校到了虎门。

吴展、王侃如等商议后马上召集黄埔军校特务营全体官兵按原计划分批乘坐木船过江向广州市区靠拢。由于他们事前周密的组织工作到位，所以队伍很快就能集合完毕并强行登船，于傍晚时分在对面鱼珠码头登岸。

吴展布置警戒后，队伍在路边村庄宿营。12日凌晨从鱼珠出发全歼了蟹山炮台和鱼珠炮台等地敌守军，沿着公路向西进攻。在沙河瘦狗岭附近，吴展与王侃如等军官们会商派人进城与起义指挥部取得联系。担任警戒的士兵发现了奉张发奎之命从惠州返回广州镇压起义的李汉魂部队。

吴展立即布置战斗，当敌军走到有效射程范围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军官实战经验不多，学员大多数未经过实战，损失惨重。其中崔庸健率领的第二连朝鲜籍师生就伤亡了100多人。敌强我弱，队伍很快就被冲散。

吴展率领的特务营和教导团一营余部留守阻击敌军，掩护大部队向白云山方向转移。

国民党军队在起义部队撤离后重新占领广州，随即进行了6天的血腥大屠杀，整个广州城尸横遍野，血染珠江，此次起义共有5700多军民殉难。

撤出广州的起义队伍，一部分向东江、北江转移；教导团、警卫团、特务营、部分工人赤卫队以及在监狱救出的政治犯等总共1000余人分别向花县方向转移，并于16日抵达花县召开营、连长联席会议，决定将队伍改编成为一个师。

朱德、陈毅带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董朗所带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海陆丰成立了红二师；琼崖的游击队在海南成立了红三师；

吴展他们这支参加广州起义的队伍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当天下午在花县县立第一小学广场上，召开了红四师成立大会。按“三三制”设第十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等三个团：叶镛任师长、宋湘涛任副师长、袁裕任师党代表、王侃如任师政治部主任；由原教导团成员组成的第十团，白鑫任团长（后叛变者）、徐向前任团党代表（后任师参谋长、师长）、吴展任团参谋长。队伍整编后，与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起义部队会师，为后来扩大和巩固海丰、陆丰、惠来、普宁等红色根据地继续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

被誉为“东方巴黎公社”的广州苏维埃政府，虽然三天后被扼杀在摇篮，但广州起义是吴展跟着共产党戎马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以广州起义为开端，吴展开始接受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洗礼。在起义中，他表现出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共产党人特有的在危难时刻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他最终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的杰出军事干部。

与此同时，在他进步思想的薰陶和影响下，胞弟吴洁、弟妹马毅以及后来成为他的革命夫人彭镜秋等家人都参加了起义，吴展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广州起义志士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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