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历史上有两位皇太后临朝执政：一位是冯太后，执政时期勇于改革，推动了北魏社会的发展，加速了民族融合，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名垂史册；另外一位就是胡太后，她的一生和儿子孝明帝息息相关，用四句话概括就是“产子受宠，持子而贵，靠子掌权，害子败亡。”2016年年末热播大戏《锦绣未央》中唐嫣饰演的李未央一角即以冯太后为原型，反而，关于胡太后的生平，却相当冷僻，我们不凡来看看这个传奇而又悲剧的女人吧！

《锦绣未央》剧照，唐嫣 饰冯心儿/李未央

冲破旧制，产子得宠

北魏宣武帝末年信任外戚，导致高后和高肇外戚集团掌控朝政与内宫，他们结党营私，独断专行，导致朝纲不振。高肇是宣武帝母亲文昭皇后之兄，宣武帝的舅父。高后是文昭皇后之侄女。宣武帝第一任皇后是顺皇后、太尉于烈之女，生子昌。顺皇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在内宫威望较高，胡太后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宫的。

北魏王朝世系（局部）

胡太后，原名仙真，又称胡充华、胡贵嫔，生于太和十五年（491年），卒于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孝明帝登基后称胡太后，因谥曰灵，也称灵太后或胡太后。祖父胡渊在太武帝攻打统万（今陕西横山境内）时，“以降款之功赐爵武始侯”，其父胡国珍，字世玉，少好学。太和十五年，袭封武始伯。胡太后临朝，加侍中，封安定公，又进位中书监、司徒公，参与北魏最高政务的决策，神龟元年（518年）去世。由此可知，胡太后出身于归降北魏的非鲜卑贵族的侯伯之家，应该是汉族人。同时，她生长于崇信佛教之家，其父“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斋洁，自强礼拜”。姑母信佛，出家为尼。胡太后性聪悟，幼时依托姑母，在姑母的影响下，略得佛经大义，成为有知识、有才艺的佛教信徒。姑母对其寄予希望，利用出入内宫宣讲佛经之机，通过宣武帝左右近人，“称后姿行”，宣武帝闻听心动，乃召入内宫为“承华世妇”。“世妇”系后宫女官，掌管宾客、祭祀事务，对皇帝亦有嫔妃义务。

灵胡太后

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十月，顺皇后暴卒。永平元年（508年）三月，皇子昌亦薨，传为高肇、王显及高夫人所害。永平元年七月，宣武帝立高夫人为后，即高皇后。高后曾生皇子，早夭，生女建德公主。高后性格凶横妒忌。内宫气氛相当紧张，“宫人希得进御”，“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当时残酷的“立子杀母”制度尚未废除。许多嫔妃不愿怀孕，即使怀孕也是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宣武帝面临绝嗣之危。

宣武帝一旦绝嗣，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高后和高肇为首的外戚集团。他们在皇帝驾崩后可选择元氏皇室中的幼童拥立为帝，高后则可临朝称制，待时机成熟便可夺权称帝。“继嗣”成为内宫的焦点。胡太后勇敢地向高后和“立子杀母”的旧制度挑战，公开宣称：“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肯冢嫡乎？”怀孕后又“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的记述，与《魏书》稍有不同，《资治通鉴》中没有《魏书》中的“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一句，代之“妾之志异于诸人”。胡太后之志是什么？就是要为宣武帝生儿子，使北魏社稷后继有人，从而得到宣武帝的宠爱，改变卑下的“世妇”地位，可依持儿子，飞黄腾达。她有没有想到“立子杀母”的旧制会将其处死，应当说她是有心理准备的，“子生身死，所不辞也”。但她是非常聪敏、悟性极高的人，因为她目睹宣武帝无子后嗣的痛苦和焦急的心情，也了解宣武帝的性情，治尚简静，实行宽政，估计有胜算的可能，所以她要冒险博一下，最后胜利了。永平三年（510年），生子元诩，即孝明帝。宣武帝大喜，立即晋升其为充华嫔。延昌元年（512年）“冬十月，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宣告北魏残酷的“立子杀母”制度终结。这对高皇后是沉重打击，胡太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胡太后敢于挑战旧制度的勇敢精神，应该肯定。

临朝称制，稳定政局

延昌四年（515年）正月，宣武帝病逝，太子诩只有5岁。一场争立年幼皇帝和夺取“临朝称制”权力的斗争在宫内激烈地展开了。

首先，争立皇帝。一方是侍中、太子少傅崔光和领军将军于忠等，支持胡贵嫔和太子元诩，坚决主张太子元诩当夜登基为帝；另一方是詹事王显及高肇同党，支持高后和高肇，主张太子元诩应推迟到天明登位，要求奏请中宫同意后才能登位。崔光等坚决反对，严辞驳斥，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天明”，“帝崩太子立，国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当夜，崔光等奉太子元诩至太极殿，即皇帝位，是为孝明帝。

其次，争夺“临朝称制”权。高皇后等不甘心失败，抬出“立子杀母”旧制，企图处死胡贵嫔。崔光、于忠闻讯后，立即“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高后和王显等无法下手，谋杀失败了。最后孝明帝、于忠等采取断然措施分别处死了詹事王显和高肇。孝明帝下诏“暴其罪恶”而“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彻底粉碎了高氏外戚集团。高太后见大势已去，出家为尼，居瑶光寺。孝明帝的皇位初步稳定。

孝明帝登位初，朝政大权落入于忠之手，既“居门下”，又“总宿卫”，“权倾一时”，独断横行，诛杀无辜，“朝野冤怒，莫不切齿”，人心丧尽。胡太后乘机加紧夺权活动，延昌四年八月，胡太妃被尊为太后，移居崇训宫，取得了“临朝称制”的合法身份。她便重组中枢机构，解除了于忠的尚书令职务，结束了于忠八个月左右的擅权。胡太后终于“临朝称制”。

胡太后颇有才干，“亲览万机，手笔断决”，为稳定政局，巩固政权，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依靠汉化的宗室贵族和汉士族，任用清河王元怿、任城王元澄、高阳王元雍、广平王元怀，父亲胡国珍以及侍中崔光等。

二是暂停对南朝的战争。连年战争，开拓了疆土，但人力财力损失惨重，国力大伤。胡太后执政不久，东西两线仍在与南梁作战。熙平元年（516年），东线淮堰之战中，魏军攻占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又击败淮堰梁军，不久，淮水暴涨，淮堰崩塌。双方守军在淮河一线停战相持。西线益州（今四川）魏军击败梁军，战局渐趋稳定。这样就为北魏政权的稳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是平息羽林、虎贲之乱。神龟二年（519年）二月，洛阳的羽林、虎贲近千人围攻尚书省，又纵火焚烧张宅，张彝伤重而死，张仲走免。这就是北魏历史上罕见的、远近震惊的羽林、虎贲之乱。这次事件实际上是迁洛代北武人和鲜卑中小官吏为争取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向权益日渐扩大的汉士族公开挑战。因此，胡太后处理这次事件从北魏政权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惩办与让步相结合的政策。事后只处死了首要分子8人，其余大赦，并下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四是颁布《停年格》。《停年格》历来受到批评，说其是北魏选举制度上一大倒退；又说北魏从此失才，是其灭亡原因之一等等。但是，《停年格》缓和了当时“官多职少”矛盾，尤其是缓解了与鲜卑武人的矛盾，安定了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对前途看到了一些希望，有利于北魏局势的稳定。

此外，胡太后还敕令制造申讼车，以纳冤讼，平反了一批冤案，如给彭城王元勰和被于忠错杀的汉士族官员裴植和郭祚等平反。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于朝”。总之，胡太后施行各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稳定局势和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北魏一度出现了“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的局面。

胡太后执政中也做了许多劳民伤财、祸国害民之事，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放纵贵族官僚奢侈浪费，贪污腐败，重租盘剥。当政的北魏亲王和重臣元雍，是奢侈腐败的典型。他“居业第宅，匹于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一食必数万钱为限”。

胡太后亦带头奢侈浪费，《魏书》说：“灵太后曾令公卿以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赍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一丐百姓也”。广大百姓过着“农夫阙糟糠，蚕妇乏短褐”的贫困生活。另一更大的祸国害民事，就是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和滥施佛寺钱物。胡太后亲自奠基建筑的永宁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佛寺，寺内金像高一丈八，浮图高九十丈，“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传入中国，塔庙之极，未之有也”。胡太后佞佛法所耗费的钱财和人力已超越北魏经济的承受限度，把广大人民推向水深火热的深渊。

神龟三年（520年），胡太后临朝称制已有5年了，她既称朕，又称陛下，正当踌躇满志时，七月，爆发了元叉、刘腾领头的宫廷政变，杀清河王元怿，幽囚胡太后，宣称“还政于帝”。自此，元叉、刘腾联合专政长达5年之久。这场政变是胡太后的最亲近者发动的，其儿子孝明帝是知情者和参与者，杀清河王元怿，是他首肯的。主谋和发动者元叉是胡太后的妹夫，刘腾则是宠臣，分别掌握禁军和内宫大权，他们打出“还政于帝”的旗号，赢得朝内外不少人的同情。胡太后的失权表明她欲“取帝代之”是不得人心的，注定要失败。

东山再起，河阴身亡

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元叉、刘腾专政，“政事怠惰，纲纪不举，州镇守宰，多非其人。于是天下遂乱矣”。正光四年至五年（523—524年），北镇和关陇地区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猛烈冲击了北魏政权。其时，刘腾已死，元叉对胡太后的防备微缓。胡太后看准有利时机，决心夺回权位。她用母子亲情争取儿子孝明帝，再以欲落发出家、“永绝人间”相威胁，孝明帝无奈，迫使元叉解除二宫之禁。她获自由后，利用与孝明帝南游洛水之机，与高阳王元雍商“定图叉之计”。正光六年，元雍首先发难，以防叛乱之名，要元叉交出兵权。

胡太后立刻表态，要元叉“以余官辅政”，以表示忠于朝廷。元叉被迫辞去领军将军职务，交出兵权。

接着又被贬为庶民，后被赐死于家中。刘腾被追削官爵，没收财产。胡太后于孝昌元年（525年），又临朝摄政。

胡太后再次临朝称制时，北魏国内形势非常紧张。葛荣、杜洛周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击杀了王元融、王元深后，势力大盛。至孝昌三年（527年），横扫河北，兵锋直逼洛阳。同时南梁军队北攻淮泗，南线告急，而北线的柔然也挥师南下。更严重的是雄居北方的尔朱荣集团崛起，军力强大，傲视洛阳。北魏封疆日蹙，已陷入困境。但胡太后仍崇信佛教，继续兴建佛寺，百姓劳役繁重，“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劳动力流失，土地荒芜，破坏了北魏生存的经济基础——均田制，加之水旱灾害，连年征战，“国用耗竭，预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用税，百姓嗟怨”。百姓只有为“盗贼”了，别无出路。

北魏岌岌可危，作为“摄政”和母亲的胡太后，应该在儿子长大成人，具备亲政能力时，归政于帝，并全力匡辅。胡太后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行不修”，放纵私欲，而且权欲极度膨胀，竟然不顾北魏安危，欲圆女皇梦。胡太后重用了一批无德有才或无德无才的大臣，主要骨干有元徽、郑俨、徐纥、李神轨。徐纥“性浮动，慕权利，外似謇正，内实谄媚”，“与郑俨、李神轨宠任相亚，时称徐郑焉。然无经国大体，好行小数”。元徽“既居宠任，无所匡弼，与郑俨之徒，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恩将仇报”。

这批佞臣“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由于此矣”。在佞臣们的策划下，北魏历史上最血腥的亲母子之间为争夺最高权利的斗争爆发了。胡太后惨杀孝明帝的亲近者，“有蜜多道人，能胡语，肃宗置于左右。太后虑其传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又于禁中杀领左右、鸿胪少卿谷会、绍达，并帝所亲也”。孝明帝十分震惊，深感处境危险，不得不向北方新崛起的以契胡族武士为主体的尔朱氏军事集团首领尔朱荣求援。尔朱荣女儿是明帝的嫔妃。孝明帝与尔朱荣是翁婿关系，女婿有难，岳父鼎力相助。相反，胡太后与尔朱荣的关系极其紧张。尔朱荣曾“表请入朝，灵太后恶之”。

郑俨和徐纥很轻慢尔朱荣，徐纥骂尔朱荣“小胡”，还建议胡太后“以铁券间尔朱荣左右，荣知，启求诛之”。

可知尔朱荣非常厌恶郑俨、徐纥。而“魏肃宗亦恶俨、纥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荣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帝复以私诏止之”。孝明帝突然令尔朱荣停止进军，却为胡太后等人留出时间，“由是郑俨等竦惧，遂说太后鸩帝”。武泰元年（528年）二月，胡太后竟丧尽天良，毒杀年仅19岁的孝明帝。“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於是朝野愤叹”。

孝明帝驾崩，全国震惊，北魏政治发生重大变局。胡太后等成为众矢之的。尔朱荣闻听孝明帝被杀的消息，在与洛阳的元子攸达成反胡太后及拥立其为帝的共识后，立即举兵南下，兵锋直指洛阳。

元子攸是元勰的第三子，“幼侍肃宗书于禁内。及长……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迁散骑常侍、御史中尉。……转侍中、中军将军……卫将军、左光禄大夫、中书监”。他是孝明帝的心腹，又任过禁军的军职如卫将军。与禁军关系密切，可能掌握或影响部分禁军。因此，遭胡太后的打击。孝明帝死后，他因“家有忠勋，且兼民望”，成为洛阳反对胡太后势力的代表。武泰元年（528年）四月九日，尔朱荣军“师次河内重遣王相密来奉迎，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始平王子正于高渚潜渡以赴之。荣军将士咸称万岁”。四月十二日，尔朱荣拥立元子攸为帝，即孝庄帝，尔朱荣被封为太原王，任侍中、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等职，掌控全国军政大权。孝庄帝和尔朱荣联手进军洛阳，洛阳守军有的投降，有的不战而逃，有的则和尔朱荣军联合。而北魏“百僚相率，有司奉玺绂，备法驾”，至河梁迎孝庄帝。胡太后的佞臣们四散逃窜，胡太后自己落发入道。孝庄帝和尔朱荣为巩固政权，就要处置胡太后及其党羽。这时原武卫将军费穆建议尔朱荣“大行诛罚，更树亲党”。于是，武泰元年（528年）四月十三日，在河阴一场血腥大屠杀发生了。胡太后和幼主被沉黄河溺死，二千余朝官惨遭杀害，史称“河阴之变”。这场大屠杀，使北魏统治层中精英人士丧失殆尽，元氏皇族死亡惨重，北魏从此名存实亡；胡太后与其儿子的争斗也宣告结束，双方既丧生命，又失政权，可叹可悲。从这场大厮杀中得利的是孝庄帝和尔朱荣。孝庄帝元子攸坐稳了皇帝宝座，尔朱荣则“遂专攻晋阳，以令天下焉”。

结论

胡太后对废除“立子杀母”旧制，以及在“临朝称制”初期为巩固孝明帝皇权，稳定北魏政局均起了积极作用。在和于忠、元叉、刘腾等人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充分显示了其政治才干。胡太后再次“临朝称制”，私欲放纵，腐败浪费，淫乱秽行，劳民伤财建寺院，苛捐杂税害庶民，均应受谴责。但她最大的错误是权欲极度膨胀，为达到称帝的目的，她重用佞臣，惨杀皇帝亲信，丧尽天良毒死亲生儿子孝明帝，遭天下唾弃，被沉河身亡。胡太后后期的朝政直接加快了北魏的灭亡，是亡魏的主要原因。然而将北魏之亡全部归罪于胡太后，也是不客观的。吕思勉先生说过“肃宗在位十二年，而胡灵后之见幽者凡六年，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魏之败坏，乃其政权始终在亲贵及代北旧人手中所致，自文明太后以来，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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