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成了悲催的太监帝国

宦官，也就是太监，是“去了势”的内廷役使人等，是宫中的奴才。虽然是奴才，但与皇家挂上了钩，身份自然就趁势而长了，也就“见官高了一级”。这些奴才平时最擅长狗仗人势，总喜欢惹出一些事来。主政者手中有大量的权力，身边人搭便车是难以避免的。历朝历代，如何管好身边人，一直考验着主政者的执政理念、道德操守和能力水平，可惜的是，能处理好这一问题的主政者并不多。

明朝的宦官机构庞大，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等二十四衙门。宦官的人数最多，多时达十万人。名宦最多，宦官的权力渗透到了典兵、监国、司法、外交等领域，特别是明中期以后，宦官地位扶摇直上，宦官政治那绝对是登峰造极的了。遗臭万年的奸宦，有英宗时大权独揽的王振，宪宗年间势焰熏天的汪直，武宗朝专权乱政的刘瑾，明末“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同样，也出了一批有作为有德行的贤宦。郑和七下西洋，通使外国；怀恩力挫废太子阴谋，保全孝宗帝位；王安抢了出皇长子，临危立熹宗；神宗“直以宰相待之”的冯保，更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最大助力。大明王朝，与东汉、唐朝并列为中国历朝宦祸最严重的时期，在政坛上的活跃程度，应力拔中国宦官史的头筹。宦官政治，这个大明王朝的特有怪胎，主演了朱家王朝由盛到衰的一幕幕悲剧。

北京故宫博物院交泰殿前，曾有清顺治帝立的一块铁牌，铁牌铸有一段铭文，“皇帝敕谕：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权威，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至国事日非，覆败相循，足以为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属职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盗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

顺治爷立牌的目的，是提醒着后世各代皇帝，不要重蹈明朝太监祸国的覆辙。

明朝本不该有宦官什么事儿

其实，明朝本不该有宦官什么事儿。草根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登基之初，即严驭内臣。宦官“止可供洒扫、给使令”，不许识字，只有做奴才的份，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明史》还记录了一件事，“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相传是一名长时间服侍朱元璋左右老太监，有一次出于好意，指出公文中的明显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下旨将这名太监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太祖对群臣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辟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权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奉侍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洪武十七年，为了警醒朱家后代，朱元璋下令在宫门外立一铁牌，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应该说，洪武大帝是清醒的，长期陪伴自己、亲近服侍自己的身边人，更需要立制约束，不可姑息放任，否则容易酿居大祸。

朱元璋为了防止宦祸的发生，还专门下了一道敕令，“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并说，“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朱元璋禁止了宦官与外臣的联系，也就断了宦官为祸的根本。

这样看来，如果朱家后代能坚守太祖的立制，大明政权应该没有宦官什么事儿。

太祖废宰为宦官乱政设下了伏笔

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争斗。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位置，只有争斗方式的不同。历朝历代，君权与相权之间，历来相辅相成，又纠葛争斗。君强则相弱，相强则君弱。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先杀开国功臣，再造胡维庸案，立制后宫、外戚、宦官不得干政，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让他老朱家的皇权旁落。胡维庸案后，朱元璋下手令：“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 “事皆朝廷总之”，终结了中国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这样一来，皇帝要处理的事就多了。太祖就是太祖，日日夜夜，忙于处理朝政。朱元璋自己说，“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心当以艰难守之。”对此，明史学者吴晗是这样评价朱元璋的， “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交给别人办，第一他不放心，不只怕别人不如他尽心，也怕别人徇私舞弊；第二更重要的，这样做就慢慢会大权旁落。”

一个国家的事太多了，不得已，朱元璋设了内阁。由内阁大学士代拟批复大臣奏章的意见，即“票拟”，然后皇帝参照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用朱笔批出最终决定，即“批红”，一个奏章或一件政务算是处理完了。这样，整个朝政顺畅运转，皇帝也不算不累，皆大欢喜。

但是，皇帝天天这样子“朱批”，也没有太多的乐趣。恰好，明朝有个内监的机构，由内监之首司礼监协助皇帝统筹内廷。皇帝忙时，可由秉笔太监代为“批红”，这种情况下，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就成了皇权事实上的代言人。太祖英明神武又勤政，秉笔太监获“批红”的机会不多，也不敢乱批，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成祖之后的一些皇帝，或能力不济，或懒于理政，司礼监的太监的“批红”就成了常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往往暗中扩展势力，干预朝政，对抗内阁乃至整个外廷大臣了。

废除宰相，看似确保了皇权的不致旁落，却又埋下了皇权落入司礼监的太监们手中的伏笔。

永乐大帝开启了宦官出头之门

宦官自太祖以来一直受制，出不了头。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买通了建文帝身边的宦官，通过宦官的里应外合登上了皇帝宝座。《明史》对此有这样的记载，“燕王举兵，诸蒙上侍劝北兵直捣京师，遂以得国，功之所由，势遂不能抑制。”朱棣上台后，或是出于感恩，或是不想落个过河拆桥的口实，或是害怕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于是，宦官悄悄地迈出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

商传在《永乐皇帝朱棣》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朱棣没有也不可能像他父亲朱元璋那样，分封诸子去取代功臣守边，决定用可靠的宦官分赴各地镇守，并在京城内设东厂剌事。宦官成了朱棣专制统治中最得力的耳目。”由此看来，永乐帝“归其事于内”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宦官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督军营、马靖巡甘肃，也就顺理成章了。

永乐朝的司礼监“权如外廷元辅”，东厂则“权如总宪”，但这时，宦官还成不了气候。正如商传所说，“像朱棣这样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当然有能力驾驭那些宦官们，利用他们去完成侦刺缉察的特殊使命。但他的这些做法却为明朝的政治开了两个不良的先例，一是造成告讦密察的特务政治，一是造成了后世帝王昏庸时宦官的专权 。”应该说，永乐帝真真切切的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开启了一扇大门。

而永乐帝的传人宣宗，公然违背太祖不许太监识字的规距，在宫中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办起了宦官学校。学校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任校长，翰林院的学士为老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之类。从设立内书堂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为后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知识、懂权术、善奉迎的宦官集团。

不成器的小皇帝成全了太监帝国

明朝多出小皇帝。一般来说，壮年皇帝对政权的掌控是驾轻就熟的，他们有思想，有手段，能识才，会理政。但是，自英宗起的10位皇帝，7位是17岁成年前登基的，有2位皇帝还是孩童，英宗登基时年方9岁，神宗登基时10岁。碰巧的是，这10位皇帝命多诡谲，多壮年即逝，活到40岁的仅3个。未成年人的心智不会太成熟，更倾向于听亲人的话，听身边人的话，即便是皇帝也是一样。皇帝小，皇权就容易落入后宫、外戚等亲人手中，或是落入身边亲近的人如宦官手中。

子幼母壮，太后摄政，这是经常发生的。汉武帝怕太后扰乱朝纲，临死时不惜杀钩弋夫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对后宫有明确的约束，下诏说，“皇后之尊，止得治宫中嫔妇之事，即宫门之外，毫发事不得预焉。”“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要求朱升编纂女诫，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明朝恰好多出贤后，后宫严格遵守了不干政的祖制。

明朝的外戚恰是弱的。马皇后说，“外戚干政，易乱朝纲，官职恩赐外家，实非遵法！”为了防止外戚干政，明朝的皇后多采自民间。《明史》说，“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故妃、后多采之民间。”因此，“是以终明一代，宫壶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纵而观之，明代的外戚虽然也享受高爵厚赐，但没有实权，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

权力永远不会出现真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小皇帝，后宫贤，外戚弱，朱家后代的当家人如斯，作为皇权事实上的代言人，宦官们哪里还顾得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祖制，自然是要粉墨登场的。明朝的小皇帝一朝又朝，那些自小陪伴小皇帝长大的宦官，地位也就非同一般，他们往往利用小皇帝玩伴的身份，偷偷的攫取一些不该有的权力。明朝第一个权倾一时的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少年的的玩伴，被英宗尊为“王先生”；在15岁即位的武宗，大宦官刘瑾陪着他淫乱、放荡、荒唐的同时，专权横行；被神宗称为“大伴”的冯保，联合太后助张居正改革；而木匠熹宗荒淫殆政，则成就了“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

这样看来，明朝中后期的成为太监帝国，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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