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朝覆灭、民国初建之际，黎元洪是一个全国瞩目的焦点人物。

从历史记载看，黎元洪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诸时段。

黎元洪的平生还牵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王封，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而二次革命时他在湖北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又得到诸多非议。其后护国军拥戴他，护法力量争取他，他也与护国护法运动相呼应，对袁世凯的垮台、北洋军阀的分裂，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后人认为，他的最大历史贡献是介入武昌起义，并与众多辛亥志士一起推翻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推动国家走向共和。

翻阅这位黎大总统的履历资料，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几次重大政治关头，黎元洪都是不情愿地被迫当官；还曾有把袁世凯送上门的王爵、官职拒之门外。即便是当上了至高无上的大总统。也多是有职无权，最后郁郁而终。

黎元洪生于1864年10月，是湖北黄陂人，历史上又被冠以“黎黄陂”之称。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进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军二十一军统领。

宣统三年（1911年）9月，武昌局势日渐紧张。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坐镇协司令部左旗营房，得知驻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辍重队纵火起事时，即下令禁止官兵出入，并亲率管带、队官巡视营门，加意防范，又用会议形式，集官佐于一室，借以延宕时间，防止他们参与哗变。。然而此时军心动摇，黎元洪已经无法控制得住。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诸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集议革命不能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要马上请出一位德高望重、为国人所熟知的领导人，组建军政府。于是，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的人选。

在武昌起义的混战中，黎元洪与湖北军政要员员纷纷躲藏逃匿，省城很快被革命军控制。黎元洪在起义中的经历有两个历史版本：

一个版本说，当时黎元洪躲藏在姨太太的床底下，被部下马队第一标第1营的排长萧燮增察知。萧即带班长虞长庚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用手枪逼着他来到省咨议局，将其关押在楼上以兵守卫。黎当时吓得魂不附体，一言不发，像个任凭摆设的木菩萨···。

另一版本说：武昌起事后，黎元洪更换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躲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当革命军闻讯找来时，黎元洪吓得躲到屋中蚊帐后面，又从帐后钻入床下。革命军士官马荣将子弹上膛，命他出来，黎元洪见再也无法躲避，只好从床下爬出来，最后被革命军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席位。

以上两种传说，印证了黎元洪被胁迫参加革命和被迫当上首义“大官”的史实。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绑架并强行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他却等到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随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成立，又推选黎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假定副元帅、大元帅。

这是黎元洪第一次被迫当上了领袖级“大官”。

（黎元洪）

1911年）10月，黎元洪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以极大鼓舞。

黎元洪于是马上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

但由于与清军镇压力量对比悬殊，革命军在汉口、汉阳作战相继败阵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形势的变化，拉开了南北议和的序幕。

湖北军政府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 。

从首义之初袁世凯诱和到清帝退位这段南北议和期间，黎元洪的态度摇摆于“战”与“和”之间。而停战议和，是袁世凯瓦解革命力量的主要目的。1911年12月9日，南北双方签订正式停战协定，这场反对清王朝的起义斗争至此告停。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此时，湖北革命党人内部却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同室操戈的现象时有发生。黎元洪为巩固自己地位，大量启用自己的旧部，激起部分革命党人强烈不满，遂引发多起推倒黎元洪行动。但倒黎都以失败告终。黎元洪则通过实行对党人的大肆镇压来“清君侧”。

这年8月16日，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诱杀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联袁反孙的政治路线，不但加速了葬送辛亥革命成果的步伐，也给整个民初政治生活埋下了历史祸根。

民国二年（1913年）8月初，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10月6日，国会议员在袁世凯一手安排的打手要挟之下，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

随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离开武昌，入京履职，被袁世凯恩威并举控制居住在中南海瀛台。

民国三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把总统权力扩大到和皇帝一样的《中华民国新约法》，替代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规定“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所有参政由总统任命。

6月21日，由70人组成的“参政院”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国会，黎元洪被安排出任院长，为袁世凯向专制政权进发装点门面。这应是他第二次被迫“当官”。

对于袁世凯所进行的恢复帝制活动，黎元洪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他首先是请辞本兼各职，试图从帝制活动中抽身而退。

在参政院的演讲中，他声明，此次会议期间，决不涉及参议院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并拒绝出席参议院会议，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向袁提出回湖北原籍修养的要求。

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担心放虎归山，对黎元洪的请求一律不予批准。黎元洪无奈搬到东厂胡同居住。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称帝，摇身成了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一道“圣旨”，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但在册封令下达时，黎元洪对“宏宪皇帝”的恩典却毫不领情。他予以委婉拒绝。此时，各省督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巡阅使等纷纷以“东厂胡同黎亲王”、“武义亲王”、“黎亲王”等不同的电头致电向黎元洪，表示祝贺。但黎元洪坚持拒绝了袁世凯各种变换招数的“册封”。果真是给官封爵不要。

民国五年（1916年）6月7日，即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第二天，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的原职，在东厂胡同宅邸继任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

黎元洪就职大总统后，各方来电请求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国二年国会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召集国会，速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废除袁氏伪制，惩办祸首，以解时局纷扰之祸。

由此，黎元洪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产生了民初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并让辫帅张勋借机搞了一出“复辟”闹剧。

民国六年（1917年）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北上，7月1日张勋进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即位。出于对张勋势力的威胁，有职无权的黎元洪不得已逃到日本公使馆躲避。此时，广东省长朱庆润、广西省议会、江苏督军李纯等纷纷电请黎元洪不要引退，应以武力斩除张勋。

7月3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誓师讨伐，剑指张勋一人，余者不咎。没用十天时间，张勋等复辟势力即遭到段祺瑞的镇压。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身份回到北京，黎元洪也因段祺瑞讨逆成功而重获自由。

“再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的黎元洪回来当总统，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民国六年（1917年）8月，黎元洪启程赶赴天津，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寓居津门生活。

此后几年间，北洋政坛走马灯式的不断更迭首脑。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武力胁迫下，徐世昌不得不辞去大总统职位。总统一席再次虚位以待。

直系军阀对此虽凯觑已久，但顾忌到西南军阀、奉系和国民党新势力的反对，不好直接登上总统宝座。

这时，原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镰曾通过吴佩孚的部将王承斌献上了“法统重光”之计，即重新拥戴黎元洪复职大总统，恢复张勋复辟期间解散的国会。其根据在于黎元洪的离职和国会的解散都处在非常时期，是不得已而为之，故需补满任期侯期满后再行重选。

但此举的真实用心，并非真正为了保持“法统”，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想要通过以黎元洪为跳板来实现曹锟、吴佩孚当总统之梦。因此，徐世昌辞职当日，曹、吴就领衔会同直系军阀17人发表通电，表示拥黎元洪出山继任总统职位。

本已息政数年的黎元洪，再次面临“被迫”当官的乱局。

6月6日，黎元洪发出“废督裁兵”的鱼电，颇得社会同情和部分军阀的响应，很快收到川、湘、汉、东三省社会团体发出的劝其复职驾电十份。社会名流章太炎等也发来贺电，加上吴佩孚发来电报的虚意解释，黎元洪开始“已为之动然，尚未出诸口云，但已侧注废督裁兵一层”。

（剧照）

哪知这次“荣光”复职，黎元洪又坐在了火山口上。他面临内阁问题、国会问题、统一问题三大难题需要着手解决。

同时，北京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未停息，而是暗流涌动，黎元洪陷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不能自拔。

1923年，随着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反直同盟随之瓦解，黎元洪的总统梦就此彻底破灭。

此前一年来的奔走呼号，使黎元洪身心疲惫。加之曹锟上台后加大了对异己的打击，黎元洪的生活和生存空间日益狭小。1923年6月，他再度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1928年6月3日因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193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武昌为黎元洪这位民国“名人”举行国葬典礼，将其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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