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他的改革成就，连提倡“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都难以比肩。

《明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十六个字，刻画的就是一副政客面貌。

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张居正这个铁腕人物，在权力斗争中，常常不择手段，他的口头禅是“嫌怨有所弗避”、“不拘泥于常理”。这种政客作风，在“附保逐拱”与“王大臣案”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大明王朝1566》里的张居正

“附保逐供”

隆庆皇帝去世以后，内阁首辅高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之间的权力争斗白热化，高拱发动言官弹劾冯保，企图罢黜司礼监，把权力收归内阁。在双方的权力博弈中，张居正的动向是举足轻重的，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同盟军。

按理说，作为内阁次辅，他应该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打击太监势力，加强内阁权力。然而，张居正的考量非常功利主义：如果支持高拱打倒冯保，那么他依然是第二把手；如果支持冯保打倒高拱，他就可以由第二把手上升为第一把手。

于是乎，他表面上敷衍高拱，说什么打到倒保就好比除掉一只死老鼠那么容易。暗地里，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把高拱在内阁中的牢骚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叫冯保告诉隆庆皇帝的遗孀———皇后与皇贵妃，以及小皇帝，利用他们的孤儿寡母心态，除掉高拱。

直到御前会议之前，高拱还以为张居正是支持自己的，今天的会议一定是宣布冯保的垮台。结果恰恰相反，太监宣读的“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指责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

这份皇后、皇贵妃与皇帝联名签署的圣旨，以不容争议的慎重态度，宣布对高拱的处分：“回籍闲住，不许停留。”罢了他的官，必须立即离开北京。这就是所谓“附保逐供”（依附冯保驱逐高拱），人们领教了政客的手腕。

在贪赃枉法，贿赂横行的官场，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善于敛财，却不随便接受一般官员的贿赂。

“王大臣案”

高拱罢官后，冯保害怕他东山再起，一手策划了“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皇帝上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警卫人员抓住一个打扮成宦官模样的刺客，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

张居正与冯保密谋，诬陷高拱是幕后指使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借以诛高氏灭口”。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总督，一手包办对刺客王大臣（本名章龙）的处理，用升官发财为诱饵，炮制假口供，牵连高拱。

这一事件闹得朝廷内外沸沸扬扬，大多数官员认为，高拱虽然作风跋扈，但不可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来，要求张居正悬崖勒马。张居正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转弯，听从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派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与冯保一起“三堂会审”。

朱希孝事前已经查明，王大臣提供的是假口供，要王大臣在会审时如实交代。冯保满以为会审是稳操胜券的，结果大出意料。于是匆匆判处王大臣死刑，顾全了冯保和张居正的面子。

时过境迁，张居正与朋友谈起此事，居然振振有词地说，他是一向反对牵连高阁老的；由于他的鼎力相救，高阁老才逃过一劫。奇哉怪也！

看来政客的言论，往往需要从反面去理解，才能识破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