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震撼于金戈铁马、铁血豪情；感动于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在民国，有太多的文艺奇葩，尽可能地捧腹大笑，亦在破口大骂，那是一个个性尚可以张扬至狂放的年代。真是喜欢那个算是文艺兴盛的年代。

民国这一时期，传统文化在，又开始了解西方文化，社会尊重知识分子，给予了学术充分的自由和物质支持，造就了学术的最大辉煌。那里，有太多太多帅得掉渣的男子美得不像话的名花。他们才貌双全，个性鲜明，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无不渗透着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精神追求，一个个都强调接受并宣扬教育权的平等，各种机构注意培养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重视实验精神。

这是中国文化史其功甚伟的年代，也是适合大师生长的土壤，有些人更是在变革动乱中影响了时代潮流，成就了一段传奇。民国虽短却是一出大戏，舞台上下，戏里戏外，怎一番风风火火、热热闹闹，实实在在让人沉醉。

胡兰成出生在这个年代，不得不说，年代造就了他，他也努力地去适应了这个年代。放在现在，胡兰成明明是才华卓绝的，但在当时的文化圈，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学者和著作，百家争鸣的学林风貌，人头太多，数也数不过来的情形下，他淹在其中。当年他也怀以极大的政治抱负才流亡日本，晚年更忧心于所谓的主义，期之于重建中华礼乐之学，在流亡的晚年里，于政治、经济、文明诸领域留下宏大的论述。

一直不怎么扬名立万的原因，也不得不说是关于大幅度的宣传与政治作用下的结果，这样一个倒向于别的民族的人，自然下场凄然，正是“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这就该来说一说另一个民国的美男。因谋刺摄政王而入狱，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美少年，很多人说他“双目有侠气，最耐看”。他的一生行事，总是受一种烈士情结所支配。因为这种情结的支配下舍生取义，是的，真是舍生取义，这个词得以实现的前提，必须要留得清白的名节在人间。这个汪先生，为了大义，不仅可以舍身，甚至要舍弃名节，这是他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地方，也是因为这一种抱负的壮士情绪，毁了他的一生。你不要名节，遭人误解也就太正常了。所以他的和平运动从他看来是想要一份和平的，他想救国救民，但结局，却是错的，错也就错吧，还留了一个千古骂名。

这样说到汪精卫，正是因为胡兰成一生绕不过去的这么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说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纵观一个人，才能评论一个人，其毕生所知所行，思想与精神，可以说成了一个人在大局下的为人、处世。而民国，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代，有太多特殊的情结，让人心生无数向往，也不得不说无所往。烽烟四起，战火不熄，造化是有造化的安排，选择的出发点，甚至都没有办法如人所愿，更何况要非他愿非人们所愿？！

胡兰成，才子是才子，但才子也要生活，而他的所有经历与条件，已经让他习得圆滑，圆滑中说钻营也就算了，他还多了几分投机，这份投机沾到了政治，做人就很难免于底线的失与得。对于一个失了底线的人，当然是谈不上原则的。胡兰成在许多方面，比如女人的感情方面，比如时局方面，他是墙上的草，谁也不想得罪。他没有任何的原则可言，而是一种文人凭白的幼稚与理想，以文而不可一世的那一种自负。

他在没有上位时，勤奋读书，得不到功名，却能以此求功名，他是年少有为也是确实地务实而有用的。之后混在人才辈出的年代里，想要出人头地，他太聪明地知道自己如何去走去求。

当时的文化人，生活在一种宽松闲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经济担忧。文人们大都在客厅、茶馆、酒宴、沙龙里闲谈，或者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淘书，或者去戏园子听戏，或者下棋、打麻将消遣。想想这生活，就算放在时下，多少人才能达到的生活条件啊。

当时的时局谁也看不懂，当然他不可能知道结局。他想更有一番作为，大丈夫立于世的雄心，于是发布不同的政论，积极在当时最时髦的话题里，“战难，和也不易”，就像现在说一个什么论证，专家理论的一套成也容易不成也容易，其实相当的白说，偏偏这样的时候，遇上他命中的汪精卫。

汪提携你也就好了吧，此一时的胡，如果将自己定性在古一点点的文化人知识份子的位置上，他无疑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在汪府政权里，他在摸索的路上走了一条歧义不能实践的路，自然在后来的历史里，定性为不可为甚而差点误国。但在当时，胡兰成已经是高官了。胡兰成的文人天真与幼稚一直主宰了他几乎一生。恃才自负，他的年轻，立马成了他当时的踌躇满志自诩为“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汪原本就是在黑暗之中寻求的一线光明，以为胡兰成会给他一个理论基础的，结果，得来这么一个汪伪的政府行为离自己当年的热血越走越远，汪精卫还会赏识你？

于是，短暂的政治风光，开始了他一生的逃亡。逃亡就逃亡吧，那个年代，太多不世之主，总统与政府，走马观灯似的在换，胡兰成太明白自己的不世才华了。瞧他一股子快活玩世的劲头。他在生活里，真个儿单纯真诚，爱了就爱了，不爱就不爱，钱财如粪土，有钱的时候对女人就大方了去，没有钱时用女人的也用得极其自然，甚而有本事住人家的用人家的睡人家的女人，还能让人心甘情愿将钱拿了给他，他就没有在意过自己的落魄。这样的本事，由不得人不叹服。

相反，他的落魄，正像怀才不遇一样。因为怀才不遇，中华民族的这一种文人情结，导致了整个人们为之迁就的氛围，让胡先生，无执无挂好一个自在自为的派头啊。

胡读书多、有文采、好琢磨，顾盼自雄，谈玄说禅，从“三皇五帝”到眼前，无所不包，且人生起承转合，还阅女人无数，有谁抵得过他为了女子而不要命的爱法？谁能保证他不是爱呢？他是一个只要曾经爱过而不计以后结果的主。你可以不爱他，他会缠着你，以各种方式，反正文人多的是各种花边的风情，口里说着，信上写着，行动上做着，他看上你的时候，你是他的绝代阿娇，他完全有能力让你成为当时的世界当时的氛围里，那一个无上的君主，且说，一个女子，多多少少有几个逃得了情的，不谈情也行，还有虚荣啊，满足的骄傲啊，体面的风光啊，鲜花与爱情有关的各种迷惑。

他真拿命在爱女人，过于苍凉也是心魂不设防，拿捏在的分寸，真是遇上他就是女人认下这一份宿命吧。这也是他与他的才华一样不得说不说的一面。

如果仅仅说这些，真是不够一个胡兰成。不要去否认，作为文学家的胡兰成，那是他知道自己的自负所带来的后果之后的晚年，也是活得通透了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方面来说，确确实实，“天之骄子，连天都娇惯他”。他自己在写下这一句时，你依然可以看到他，一生里就算是跌跌撞撞惨不忍睹他依然不觉得，依然自负。

他有文化人学者知识份子的学识与见地，在生活中他就拥有了以文人自居的各种风流雅趣。很多人读书而不能融于生活，胡兰成却将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几乎是完美地融合进了生活里。他一生自负的本钱，且去看他后来爱写的“天马行地”，俊逸硬朗、阔达帅气的北魏风度，总有一种得意的骄傲，多么动人心魄的心灵气象呀！

那么多人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什么都如其人，而胡兰成，怎么可能不是字如其人呢？不过是方向性的错误，却不可以去否了他的文化品味。他的文章字画皆入上乘，写得精华神采处寸字如寸剑足够伤人于体无完肤，斩截痛快。书法也如他在女人堆里的生活，童真老辣，歪歪斜斜，大朴不雕，一剑封喉。他还能画画，画下的女子，妩媚、妖艳、颓废、邪意、动人，各种情趣之下的性感。现在的画家画手们，有几个能将情趣画下去呢？胡兰成就能够。

随着民国的消失，民国引领当时学术的大师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于是，傅斯年到了台湾，新建起了“中研院”；钱穆退居香港，创办书院，传承民国衣冠；胡适在凄凉的晚景下继续学术探索；陈寅恪战战兢兢度过余生。这一辈人没了，文化的土壤已失，只剩下唏嘘。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的胡兰成，成就的也只是那个文化环境之下，他的宿命。

亡命日本，其书道尊严日本无人不敬佩。也不得不说，胡兰成的一生，于女子，他的结发之妻因为贤良，一死他看开了爱情。于功成名就，至汪府又是一生。于往来，皆政商及学人中一流人物，讲演及著述颇受人尊重。及至他在日本，影响力终以书家之名而维系，所谓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失败的革命家，都只是历史性的虚无，于他没有多少份量。他有一种文人的通透，惟他是这个世界的看客。

看客，才能公正公平。说他性情凉薄也好，品行赃贱也罢。你对着一个看客指着鼻子唾骂，他也不过掸掸衣裳一笑而过。按说，这样的人，自然是成不了专一而专情的主。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属于“非虚构”的正书，定位在一个学者的身份。他的人生真是很满，满到没有留白，这种人招来的，自然是羡慕忌妒恨。

有人说，民国中的文字，再没有人比他更妖了。仿佛眉眼带笑，三分含情，七分冷淡。这一种形容，立马想到关于他的名字，为什么这么有名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张爱玲。盛名之下，凡说胡兰成，必说张爱玲。张爱玲的夫之身份，你说你的千秋功业，肯定是要轻描淡写甚而名不经传，管你是什么学术还是政治。张爱玲同样是世上看客的身份多些，血是不热的，这么一点做到这个份上，平白圣贤书读了如是多，两人在写文的功夫上有着自我的对比与较真，却从不关注民生疾苦，两个人也是同等的少见。

就算是民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讲究气节。凡是出卖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贯持有的信念，为了卑鄙的个人目的，或投降敌国，或在邪恶面前屈膝，卖论取官，不知羞耻，都会被人视为变节而遭到唾弃。在乱世之下，悲剧，是现代知识群中一种典型的精神现象。汪精卫的悲剧，是违背民族大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是无法取谅于国人的。胡兰成的悲剧，在于在那样一个“不是死，便是生”的时代里，没有去具备的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也没有本该有的冷静思考和犀利批判，他在面临着怎样艰难苦痛的自我嬗变时，迷失了方向。

文人到底是要知苍生苦的。更何况在那个年月。这个时候，谈及学术，这个男人在晚年，确是挽回了不少在张爱玲面前的败势。落在太平年景，他就是翩翩锦衣风流公子，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月，最怕最怕的就是留下个脏了。

文学只是文学，不分国界、种族，更与作家的私人情感无关。本想如是说，到底是言论自由，无端感慨至此，也是莞尔。

作者简介

黎乐(澳门)：自由撰稿人，美术评论。曾就职于《深圳商报》，高剑父纪念馆学术主持，瀚墨重彩画院院主任，炎黄画院艺术评论，杂志编委，杂志编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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