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酷吏与冤魂

文／李凯

中国古代酷吏不算少数。这些人中不乏忠于职守的能臣干吏，但大多都是手狠心黑之徒、假公济私之辈。他们作为君主专制的鹰犬，扬汤止沸，以暴易暴，株连无辜，招致民怨，最后皇帝只能丢卒保车，其悲剧纯粹是统治集团的内讧。

司马迁因言获罪，在囹圄中受尽折磨，“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对酷吏深恶痛绝。所以《史记·酷吏列传》列举的侯封、郅都、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周阳由、王温舒都是汉朝人，而《循吏列传》记载的五个贤臣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朝一个都没有。司马迁感慨，“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古代的法，基本可以等同为刑（《说文》：“法，刑也”），这不是治国理政的上策，因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秦朝法网严密，但奸诈虚伪之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塞责，国家机器反而遇到了障碍。“吏治若救火扬沸，”倘不采取武力，官员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但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如何能让社会远离刑狱才是根本，否则就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

司马迁如是观，正是因为汉武帝大肆任用酷吏，打击豪强异己，无辜百姓收到牵连。这些酷吏极尽严刑峻法之能事，有的就是杀人为乐的大刽子手。酷吏周阳由，“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到之郡，必夷灭当地豪强。同是二千石列的汲黯、司马安都怕他，不敢与之争高下。

出身于亡命徒的酷吏王温舒，更是臭名昭著的酷吏。王温舒当广平（今河北曲周县北）都尉时，任用身负重罪尚逍遥法外的人为属吏，以毒攻毒，顺我者既往不咎，逆我者粉身碎骨。这招很见效，“盗贼”不敢接近广平，居然“道不拾遗”。汉武帝极为赞赏，提拔为河内（今河南武陵县西南）太守，肃清地方豪强。他嫌驿站传书太慢，准备私马五十匹，部署在河内到京师的沿途，于是河内、京师的往返文书以最快速度传送。捕获豪强之后，王温舒立刻上奏皇帝，建议大者诛全族，小者杀其身，财产充公。居然书奏不过两日，汉武帝的允准诏书就已到达，河内官民大惊失色。诏书一到，“流血十余里”，牵连甚众。有漏网者，到第二年春天才被缉捕，按汉律秋冬行刑，春夏不能杀戮。王温舒顿足叹道：“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矣！”王温舒所杀不乏罪大恶极者，但大多数都是无辜平民。为了自己向上邀功，杀人已经成为王温舒一种嗜好，人命全如草芥。

酷吏一时猖獗，也难免兔死狗烹。张汤为汉武帝能臣，天生就有文法吏的资质，小时候就把偷肉的老鼠按法律程序判处死刑，如同老狱吏，看得他爸爸大惊失色。作为御史大夫的张汤，与丞相庄青翟、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等人结怨，他们向皇帝诬告张汤泄露朝廷机密，和商人沆瀣一气，谋取暴利。在汉武帝面前，张汤不认罪，致使皇帝怀疑自己被张汤戏耍。张汤上书皇帝：“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身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张汤死后，家财产不过五百金，都是汉武帝所赐。张汤的母亲反对厚葬张汤时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用牛车运送灵柩，有棺无椁，寒酸之极，为的是给汉武帝看。汉武帝知道后，说“非此母不能生此子，”颇有悔意，将三位长史处死，丞相庄青翟自杀。张汤杀人如麻，却始终效忠主上，两袖清风；可是再忠诚的爪牙一旦得罪上意，最终难逃一死。

如果说张汤的死还值得史家怜悯，而武后临朝宠用的那个“请君入瓮”的来俊臣，就是自作自受，死有余辜。来俊臣天性残忍，迎合武后之旨，每审一人，勾稽出背后指使者甚众，凭借冤狱邀功请赏。据说来俊臣蓄养无赖数百人，形成产业链，撰写《罗织经》总结经验：唆使党羽多处告密诬陷，严刑逼供，惨绝人寰。据说由他所经办的案件，“前后夷千余族，”天下人惶惶不可终日。但来俊臣丧心病狂，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搜罗武氏宗亲、太平公主、张昌宗的过错，使得武氏宗亲“共证其罪”，终被处斩于市，年四十七。此时人皆相庆，说：“今得背著床瞑矣”，人们恨之入骨，“争抉目，摘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余，家属籍没。”（《新唐书·酷吏传》）酷吏只不过鹰犬，千万不能把自己看的太高；诸多权臣贵戚之所以缄默，不是慑服于酷吏，而是慑服于酷吏背后的皇帝。一旦权臣贵戚的怨气积累起来，超越了皇帝可以承受的限度，酷吏灰飞烟灭，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两败俱伤，血流成河。司马迁就质疑，非得这么做吗？爱民治国，清静无为，人人相安，如同文景之治那样，不好吗？

酷吏是君主专制的工具，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公权力至高无上的特点，其存在有着相当的必然性。甲午战败后，大思想家严复深刻体会到危机感，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其中检讨中西文化的差别，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制度文化殖根于公权力的基础上，讲究群体主义；这与殖根于私权利基础上，讲究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判然有别。二千年来的制度文化把公权力推向顶峰，私权利就显得格外弱势。平心而论，严复《宪法大义》也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没有一种制度没问题，也没有一种制度完美。

的确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合理性，它毕竟对社会秩序的维系有推动之功。但它一旦超越了合理范围，公权力过于强大，就是对个体生命的戕害，是处于金字塔底部草民的灭顶之灾。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观念就为时代所不容。十八大报告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兴利除弊，顺应天意民心，方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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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从事先秦两汉史、历史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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