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织构陷”指的是武则天时代的索元礼、来俊臣等酷吏，献媚于上，专门告密诬陷，以铲除异己，并每每将些许小事无限上纲，大事株连，务使根除被诬陷者。

过去探讨这段历史主要着眼于酷吏的残暴，但近代史家则尝试从“历史系络”的角度出发，认为索元礼等酷吏的出现，其实是因为武周政权初期政治稳定的需要，酷吏们揣测上意，而经执政者有意放纵，因此造成的悲剧。

制度环境影响人类行为，是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习到的。不过，历史的重复性强大到无法抗拒，1400余年前的酷吏政治，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日，依然借尸还魂，用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今日台湾。

酷吏政治的特点在于“网罗前人，织成反状”，无论你有罪无罪，只要被统治者豢养的酷吏认为有“需要”，便会将所有无关者都网罗在内，也不容许你自辩，就是认定你是有罪的。

在酷吏政治盛行时，豢养酷吏的统治者“默许”酷吏恣意妄为，用暗示的方式给这些酷吏撑腰。等到政权稳定后，这些酷吏玩过头，民愤难止之际，统治者则会毫不犹疑地将这些酷吏抛弃，譬如来俊臣被武则天全家弃市。做神的是统治者，做鬼的也是统治者，永远得利。

鉴古知今，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原本可以是恢复正义与公平的举措，然而当蔡当局把它拿来当成撷取权力和稳定“政权”的口号诉求后，它就变质了。目的不再是要追求民主政治的公平竞争，而是拿这个当成借口，作为铲除异己的手段。

所以我们看到“党产会主委”顾立雄无视“程序正义”，只要是任何表面上看起来与国民党相关的组织或团体，都被罗织成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而欲除之而后快。

上行下效，见到顾立雄等春风得意，有人则兴“有为者，亦若是”之叹，所以连血液基金会、世新大学等都被诬陷为国民党附随组织。

当诬陷打击的对象是“看似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社会团体，台湾民众或许会因为对内情不了解而沉默不语，毕竟这些事业与团体在过去好像真的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但当酷吏自以为得计，急着向主子表功，而将打击面扩大到那些社会声誉卓著的公益团体时，再不懂得政治的人，也会开始怀疑这样的追讨“不当党产”是不是太过头，甚至根本就是诬陷了。

民怨民愤，就这样一点一点累积。倘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绩效持续不彰，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始终低迷，到时候谁会被抛弃当成替罪羊呢？

所以在行政诉讼上第4次败诉的顾立雄“顾大主委”，何日请君入瓮？

（本文原载于台湾《中国时报》 作者包正豪为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