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帝的那些“玺事”野史趣闻
御玺,可以说是文物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只有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皇帝亲自使用过的,因此在它所呈现的历史事件面前,材质、艺术性这些平日衡量文物价值的关键因素则退居次位,甚至可以被忽视。
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诗作最多的皇帝——乾隆,2011年又添了一宗“最”:2011年12月7日,北京保利在京举办秋拍古董珍玩夜场,清乾隆六十年白玉御题诗“太上皇帝”圆玺以1.61亿元成交,刷新御制玉玺和白玉拍卖世界纪录。几年来皇帝玺印的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背后固然与皇帝热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皇帝玺印本身所具有的品位、文化等特点决定的。
“太上皇帝”圆玺玺顶所刻为双龙捧乾卦图案,“乾”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又称“乾为天”,清廷以“敬天法祖”为训,藉来与天对话。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清乾隆时期宫廷画家钱维城所绘《乾隆皇帝像》中,此方宝玺被铃盖于乾隆头顶正中,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自明。
“太上皇帝”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体,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成为乾隆通常认为的”汉白玉“。
玺四周所刻乾隆帝的《自题太上皇帝》御制诗:“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袠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立德,永言绳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
历朝宝玺制度
玺者,印也,是皇帝的印章,只有皇帝的印才能称为玺、或宝玺。皇帝的印章也有公章、私章之分。宝玺属于公章,凡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各种诏书及文告时,皆钤盖宝玺。中国的“宝玺”始自秦始皇赢政。据文献记载,秦设立制度:皇帝印独称玺,设六玺,皆方寸,印文用小篆,以钮、绶排定等级。之后“百代皆行秦政事”,此后历朝历代,或是传承或是重刻,直至清亡都是如此。
秦始皇创立的宝玺制度被汉高祖刘邦全部继承下来,形成了后来所谓的“秦汉八玺制”。这一制度也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他们不仅继承了秦汉的八玺制,而且连规格、名称、钮式、文字都基本不差。到唐朝武则天称帝时,则独出心裁地增加了一方“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神玺,而将八玺制改为九玺制,同时又将“玺”改为“宝”,从此以后各朝都称之为“宝”。北宋时增至十二宝,南宋则是十七宝,明朝猛增至二十四宝,清朝除交泰殿二十五宝日常使用外,还供奉着“盛京十宝”。
宝玺在数量上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增多,体积也不断加大。秦汉时,方一寸二到四寸不等;唐朝,方二寸到四寸不等;到明、清时则增加到方二寸九到五寸九不等。较大者有宋朝“宝命宝”,印面竟有九寸见方,而明朝建文帝的“凝命神宝”印面达到一尺六寸九分见方,可谓是硕大无比。另外,历代宝玺的材质都是以玉料为主,且多是和田玉,仅有几方是金质和檀木。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将玉比“信”的思想有着直接关系。钮式则清一色的为龙钮,只是龙的形态按朝代各有不同,从秦汉的螭兽(小龙)钮,到以后的螭虎钮,而螭龙钮的叫法是唐太宗因避祖父李虎讳而改称,宋朝以后则干脆称做龙钮了。
乾隆当太上皇刻玉玺留念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第二年传位的同时他又传下谕旨:“朕归政后,应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太上皇之宝,即将御制《十全老人之宝说》篆刻作为太上皇帝册,用彰熙朝盛瑞。”用喜字第一号玉宝刻制的这方“太上皇帝之宝”22.5厘米见方,为清代最大的皇帝御宝,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谓“太上”者,无上也,为极尊之称。“皇”者,德大于帝也,也就是说:太上皇是德高于皇帝的至高无上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早出现在秦代。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后追封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也是唯一的死后被追尊为太上皇的例子。
事实上,太上皇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固有的制度,所以他的出现通常伴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上的太上皇们因授受之际的情况不同而境遇各异,但多数是受形式所迫勉强让位。通观中国历史,名副其实既有尊位又有权势的太上皇,恐非清代的乾隆皇帝莫属。对于乾隆而言,传位于嘉庆让自己成为太上皇帝,是他自己主动完成的行为,这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据北京故宫所藏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在乾隆皇帝授意下,此后内府工匠用不同材质制作了大小各异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
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太上皇玺”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方。这方玺使用温润纯净的白玉刻制,整体呈圆柱状,上部做出土红色沁,显得古朴凝重。这是乾隆“太上皇玺”中唯一一枚圆形印面的。此玺“太上皇玺”印面以篆体阳雕“太上皇帝”四字,看得出,“太上皇帝”四字是有意识的被刻制成“十”字形的布局。这种布局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天恩八旬”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方。
在这枚圆玺的玺壁上,通体阴刻《自题太上皇帝之宝》御制诗,诗云:“由古来云太上皇,徽称懿号谓非当。即斯六秩庆犹幸,加以双文愧莫遑。自问生平奚立德,永言绳继祝丕昌。窗明几净西铭读,恰合随时爱景光。”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一个月后,专门为刚制作好的“太上皇帝”玺而作的,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此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家张载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也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的加上尊号的繁文缛节,只是“命篆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作为乾隆帝太上皇时期的重要宝玺之一,此方圆玺经常钤印于内府收藏的书画之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韩混的《五牛图》、晋代王献之的《中秋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唐寅的《品茶图》轴等都钤印有此玺。另外,在一些宫藏古器物之上也刻有此玺。如台北故宫所藏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的玉圭上就是如此。
乾隆的另一方与此极为相似的“古希天子”圆玺,往往与“太上皇帝”圆玺共同出现,位置相互对应。现“古希天子”圆玺已佚失经年,故此“太上皇帝”圆玺弥发珍贵。
乾隆的玺印数最多
《雍正宝薮》现存巴黎(法国)吉美博物馆 MuséeGuimet
入关以前,清太祖努尔哈赤有一方玺印,是明朝的皇帝赐给他的满洲建州卫的印,现在能在档案上见到。他的儿子皇太极有两方老满文刻的金印,现在能见到。
顺治帝的印章大约是20方,我们能看到的实物是木头做的,非常朴素,但是印模刻得非常好,在书画上也能够看到。
康熙的玺印有120方左右。玉质、木质、石质等各种质地的都有,而且雕刻比较精。
雍正帝的玺印稍多一些。乾隆元年对雍正的宝玺进行清理,得到的数目是204方,分装在39个匣子里。雍正的印章大部分都是用当时比较流行的石材——寿山石刻的,占90%,都很朴素。
乾隆玺印就更多了。乾隆一生共刻制1800余方宝玺,比整个清代其他所有皇帝的玺印的总和还多。因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北京抢掠,晚清时期从宫内流出等原因,目前流失到世界各地的乾隆宝玺大概有二三百方。
乾隆的一方方玺印是他为自己漫长人生路树立的里程碑,也是他心情的晴雨表。如乾隆四十五年,他圣寿七十,便据杜甫诗句镌“古希天子之宝”以为纪念。至乾隆五十五年八十圣寿时,又仿照此例刻“八徵耄念之宝”,并择取含有“福”、“寿”字样的诗文用寿山石、青田石、铜分别制成组玺总量达660方。纪盛之意更为明显。如为纪念其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的重大胜利,特镌“十全老人之宝”等。嘉庆二年(1797年),已经当了太上皇的乾隆,用的一方玺措辞极其直白,上面赫然写着“归政仍训政”,明摆着讲,虽然儿子当皇帝,但大事还得老子说了算。这些宝玺在他去世之前不断地被复制,数量很多,比如“古希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都多达几十枚。
乾隆宝玺多,数字在历代帝王中无人能及。在质地上,乾隆宝玺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中国制印的传统材料铜、玉、石、水晶、玛瑙、象牙、文竹、蜜蜡、澄泥等,但还是以常用的印章石和玉石占绝大多数。其中玉质宝玺的制作比例明显较多,玉石品种包括碧玉、青白玉、青玉、墨玉、汉玉等,总量达600余方。
嘉庆的玺印大致有500方。其中一部分是乾隆帝的闲章,也入了嘉庆的宝薮,继续使用。还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大致有400多方,以玉印为最多。
道光的玺印很少,大量用乾隆、嘉庆的印,真正自己做的印不到100方。
咸丰更少,30方左右。同治20多方。光绪将近七八十方。慈禧是清后期制作玺印最多的,将近有三四百方,而且印章的雕刻形态、组合等各个方面都有点像乾隆。宣统的玺印有50方左右。
乾隆25方宝玺
在紫禁城后三宫的交泰殿御座左右,整齐地排列着用明黄色云龙织锦包裹着的箱架,箱子里盛放的正是由清代乾隆皇帝指定的象征着代表国家政权的25方御用宝玺——清二十五宝。
这25方宝玺的质地不一,有金质、玉质和檀香木质,印钮的形制分为交龙、盘龙和蹲龙,雕刻精致,显得厚重威武。宝玺象征着皇权,是皇帝发号施令的凭证。可是,在清代早期,国玺的数量却没有一个规定确切的数目。到了乾隆初年,可称为国家宝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9枚,而且出现了管理上的混乱,这些都令乾隆皇帝十分不满。于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下令重新鉴别这些宝玺并且排列次序,最终选定了这固定数目的25方,它们分别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这些宝玺的内容涉及皇位的继承、任命大臣、民族、外交、征伐、祭祀和赏赐等各个方面,皇帝发布的每一个诏书、敕谕,都要根据其不同的内容钤用不同的宝玺,比如“皇帝尊亲之宝”是给太后上徽号时使用的,“命德之宝”是为奖励忠良时使用的,体现了宝玺各自的使用范围。
清二十五宝,除了一方“皇帝之宝”是满文印外,其余都用汉、满两种文字篆刻,汉字用的是篆书,满文用的是本字。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又觉得宝玺上的两种书体不太协调,因此决定除了“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及满文“皇帝之宝”这四方因在清入关以前就已使用,不宜改变外,其余21宝一律改镌,将满文本字全部改成满文篆书,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清二十五宝。
这25方宝玺的使用频率也不太一样,比如最早的那四方宝玺就很少使用,而钤用得最多的则是檀香木满汉双文的“皇帝之宝”和青玉的“敕命之宝”。拍场上的抢手货
近年来,御用印玺频频出现在拍场上,价格一路飙升,屡创新高,成为古玩市场上的抢手货。2003年10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清乾隆“御用组玺五件”拍出2918.24万港元的高价;2008年10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举行的“皇威万代”专场拍卖会上,清乾隆御宝交龙钮“乾隆御笔”白玉玺以6338万港元成交;2010年6月3日,北京保利上拍清乾隆御制白玉交龙钮“自强不息”宝玺以5656万人民币成交;2010年6月26日,乾隆青玉螭龙玉玺在台北拍出1.018亿元天价,将御用印玺带入了“亿元时代”。
“太上皇帝”圆玺,2007年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场上,以4625万港元成交;2010年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会”上,以9586万港元成交,2011年,又以1.61亿成交。
按人民币兑港元的牌价(1人民币元=1.2264港币),4625万港元折3771万人民币,在短短四年时间,该圆玺身价从4625万港元上涨至1.61亿元的天价,整整上涨4.3倍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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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北京银河空间美术馆(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