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政府对降附的部落属国的治理比较宽容，均采取“因迁种落，内置三部”的羁縻政策，使的这些国家互相监督，皆不愿背叛辽朝。据《文献通考》记载：“高昌、龟兹、于阗、大小食、甘州人，时以物货至其国（契丹），交易而去。”再如《契丹国志》卷二十一《外国贡进礼物》所记载：“高昌、龟兹、于阗、大食、小食及甘州、沙州、凉州等，已上诸地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纳贡、回赐、互市等活动，证明当时民族间贸易的发达，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交流的频繁。尤其是纳贡和回赐，表面上看带有政治色彩，似乎是政治问题，但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关系。因有辽朝的影响，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而南方的宋朝虽以中华“正统”自居，却因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反而不为人所知。直到今日，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中国的称呼。

从草原走出了的辽朝，非常清楚西域的战略意义。拥有西域，不仅可以从西面继续打压宋朝，而且还可扩大辽朝的生存空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今新疆喀什）、叶尔羌（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克里雅（今新疆且末）至沙州（今甘肃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今蒙古国土拉河西岸），经乌独健山（今蒙古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因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西域商人比较多，辽上京汉城中专门设有“回鹘营”，负责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

辽朝羡慕宋朝的富足，也希望自己如“南面”那样富强，所以希望通过贸易积累更多的财富。草原“丝绸之路”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帝国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各地的商人和使团，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而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四十万贯（辽朝初期也通行宋币）。通过交流，西方的马球、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驯狮、驯象、乐舞、猎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作为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福乐智慧》记载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这时的“草原丝路”南道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其基本走向为：由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或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出发至多伦。尔后沿阴山向西，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涉河套，过居延入伊州（今新疆哈密），转经高昌过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伊犁，进入碎叶城，到达萨曼王朝北部一带。或在高昌南折，经阿克苏至喀什，进入萨曼王朝中部和南部一带。

“草原丝路”的畅通，也把西域的农作物传入辽朝，从而对后来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辽经营的一种“回鹘豆”，其“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支，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经济价值颇高。此外，诸如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常见的契丹音乐、歌舞、制作木乃伊和金属覆面葬俗及自匈奴以来的顶戴金冠传统，都应向草原丝路去寻找其文化渊源。并且，契丹的佛教，是经过选择和改造之后形成的一种具有契丹民族特点的意识形态，带着鲜明的西域佛教印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

作者简介 本名任克良，河南桐柏人，鲁迅文学院学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阿克苏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从事文学创作近二十年，已发表作散文、诗歌、纪实文学、小说近二百万字，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江都公主》《西域都护》《龟兹将军》《喊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