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袁氏后人开始对袁世凯进行全方位的翻案工作，各种沐浴露纷纷上阵，想把先人洗得白白的，甚至说“二十一条”没有卖国！历史人物，既不能任人抹黑，也不能任人洗白，都必须建立在史实基础上！

那么，面对咄咄逼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

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一战爆发，日本向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后，所有人都看到了日本的野心，但没人想到，其野心会大到想吞并整个中国。

1915年1月18日，袁世凯正为时局焦头烂额时，一份文件不经意间悄然飘落眼前。日本驻华大使竟然越过外交部，直接把二十一条递到了自己面前。

袁世凯仔细阅毕，目光紧紧盯着纸上的无畏舰和机关枪水印，当时就想骂人：真TM嚣张啊！

水印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Bend or Break”(屈服还是毁灭，任君选择)

而这份条约根本就是要灭亡中国啊，最严重的是第五号。

四大应对措施

面对日本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强压怒火，以外交辞令应对，说：“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当场就有人表示，除了接受，别无他法，不过多数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袁世凯在每一款上都做了批示，第五号上这样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谈判期间，袁世凯主要采取了四大应对措施：

一、更换外长与拖延战术。任命陆征祥为外交总长，施展“拖”字诀。陆征祥使出浑身解数，跟日本周旋了三个多月，直到日本向中国递交最后通碟。比如，每次会议开头，他都讲一番长达二十分钟的客套话，之后再命人献茶。

二、收集情报，摸清日本虚实，同时利用日本政界矛盾，谋求软化日本的强硬立场。打探日本在华商民的动向，以确定是否会全面开战，便于把握谈判分寸；派遣贺长雄与日本元老派人物联络，施展手段，最终对废除第五号条款发挥了作用。

三、充分利用国内舆论及民众的反日情绪。按照日本要求，中日谈判本是秘密举行。袁世凯则故意泄密给报刊和西方各国，迅速引来国内反日风潮，为谈判增加一定砝码。

四、努力寻求美、英、俄等国的支持。晚清以来的外交策略，始终是“以夷制夷”。然并卵，各国无暇东顾，只反对威胁自己利益的第五号条款，俄国甚至落井下石，要求在满蒙享有同等权利。

在无奈与屈辱中签约

日本逐渐失去了谈判的耐心，遂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碟，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内贫弱无力的局面下，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碟之要求”。最终，双方在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袁世凯的确尽力了！“二十一条”最终变为“十二条”：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要么“留待日后磋商”，要么加了限制条件。这些都是袁世凯经过努力后，取得的成果。

换句话说，当无法避免损害时，只有尽力把损害降到最低！晚清以来的外交，几乎都是这个路数！

袁世凯不是没有考虑过开战，他曾对美使表露过：“我准备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必须以不削弱中国的独立为前提。日本的行动可能迫使我采取另外一种政策。”他又让段祺瑞根据中日实力做个推测，段的回答是：可以抵抗日本48小时，48小时以后，听候总统指示！

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袁世凯召开国务会议，几乎所有人都主张签约。为什么？因为北洋政府打不起！英国大使朱尔典认为：“中国的局势至为危险……我想大总统……知彼知己，绝不敢轻启衅端。听说陆军总民段祺瑞已经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他遭此惨运。”

在反复权衡之后，袁世凯终于还是做出了让他背上永久骂名的那个决定。

袁世凯究竟冤不冤

对于这次事件，袁世凯又何尝不感到悲痛？他说：“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同时，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并把谈判资料全部交付国史馆。此外，条约签订之后，他又采取消极应付的措施，故意阻挠条约的履行。

综上，说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利，主动卖国，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袁世凯与日本之间，矛盾极深！）

但是，说袁世凯没有卖国，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山东和满洲的主权，实实在在丧失了，而且成为后来巴黎和会上日本进行无理要求的“合法”依据！

一句话：袁世凯当然爱自己的国家，但被动卖国，也是卖国！

祥说：或许，换做我们，处在袁世凯位置，也会做出相同选择。但这并不能成为他逃避责任的借口。事实上，袁世凯也从未想过要逃避。既然在主政位置上，那就必须为国家的一切负责！要把卖国这一污点洗白的，是袁氏后人！可惜，尽管很无奈，但是洗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