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伟大人物曾说过，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此说虽不能称其为真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不是没有一些道理，因此也广为流传。不过，在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另类历史常常羞于提起。

例如，林则徐在以武力围堵英国在粤商馆并撤走商馆里得厨师、挑夫和仆人时，350多名洋商被围困，生活陷于困顿，史学家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中写道：“但他们并未缺乏食物，行商、汉语教习和从前的仆役经常偷偷送来面包、家禽、羊肉、鸡蛋、食油和食糖。”

教科书曾赞颂“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的三元里抗英。但是，稍微深入历史细节即可知，同一个三元里，既有保卫家园――并非保卫国家――武力抗击英军的事迹，也有给予英军大力协助的举动。英方的大量文献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均载，第一次中英武力冲突之际，包括广州三元里在内的广州一带大批民众自动充当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引路参与作战等。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

1840年，两广总督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都曾表示：粤民“贪利亡命，无不远赴外洋”，受“奸夷”利诱，“而冒险犯法以趋之者，闻已环集”；闵民常有“接济弁兵纵放情事”，“夷人以汉奸为内线，汉奸以夷船为利源”。

1841年2月，琦善在上书道光皇帝时先后提到：“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意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若该夷诈行小惠，妄施机巧，正恐咸被诱惑……其势尤为可虑。此民情之不坚也。……大兵经过，势不能无风声，汉奸即早为走漏消息，该夷必先肆猖狂”；“又有汉奸为之导引，抄袭盘营，水陆交攻，致我军将弁兵丁先后阵亡受伤。”

仅翻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可以发现，不排外、仇外的现象并非是三元里独有的：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定海奸民，间有为其役使者”……“论者本谓该逆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另，福州协都司周光碧“带领水勇，侦获通夷船一只，人犯十一名”。

“三元里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和英军首领伯麦因为台风导致舰船意外失事，义律和伯麦被两个中国人救起，并被安全地护送至澳门。这两个中国人明知道他们救助的人是谁，但是甘愿收取3300元——不足官府赏金的五十分之一——的劳务费，而没有将他们押送至官府。

另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中记载的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还提及这样两个案例：

1840年11月从天津南下广州的英国远征军来到广州珠江口东边的一个村镇，当地人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新鲜食物。当这些当地人发现有密探想要将记录报送官府的时候，他们包围并放火焚烧了官方的船，“那些不幸的人被烧着后还没死，残害他们的人用长长的竹竿打他们，阻止他们逃跑”。面对此情此景，一个英国上尉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他们在一个地方跟你做买卖，但在另一个地方，你会与他们作战，杀死他们，毁灭他们！”

1841年3月9日，当英军开始进攻杨芳把守的广州城时，一个地方官员派人给英军军舰指挥官传话：“我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开炮，我们也不开炮，那不解决问题。不如这样吧，我们放6响不装炮弹的炮，给皇帝留个面子，然后走掉。”

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写道：“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在。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或者不妨来看一下1840年代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亲身感受：“我们与上海官方和人民的关系已经达到一定的默契程度。当地人民绝对不会与我们发生冲突，对我们顶撞，他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地位十分满意，我们帮助他们治疗疾病和缔造和平的行为完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相比之下，他们非常平和，不像南方沿海的民众那样粗鲁。他们不会用过激行为来宣泄不满和愤怒。外国人团体每年在这里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这些钱在上海的人民手中流通，他们自然而然地习惯了我们的存在。”

不止鸦片战争，在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据《檀青引·序》中载：“奸民李某，导联军劫圆明园，珠玉珍宝尽出，……（后）朝廷稍稍闻圆明园之毁，祸由李某，下狱穷治，诛之，籍其产”。《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载：“据传初有奸人龚孝拱者（龚自珍的儿子），游海上，以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故嗜金刚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

黄濬在笔记资料《花随人圣盦摭忆》中引清末文人王闿运的诗作《圆明园词》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钜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据此，黄濬认为，“焚圆明园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黄濬还在《补篇》中引徐叔鸿《圆明园词序》记述说：“……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不息，非独我无官首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

胡文辉在《新管锥篇》中还进一步深切地反思道：“从圆明园到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都是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但这几页伤心史，却不仅仅是霸道强权的外国人所造成的。只不过我们向来习惯指责外人的鲸吞，却讳言家贼的鼠窃而已。原因无他，盖指责外人，可以充分显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若指责家贼，则家丑外扬，将自损中国的民族形象。责人易，自省难——对单个人是如此，对整个民族何曾不是如此？”

稍微读书即可知，这样另类的历史事件，当然不尽于此，用层出不穷来形容亦不为过。

1894年清日甲午之战的陆战中，叶志超率领全军六天狂退500多里，鸭绿江防御战中清军各部听闻虎山失陷后马上不战而逃，清军静观日军在旅顺花园口登陆历时12天却未加阻拦，旅顺的三位守将和士兵将城池丢给日军后潜逃，民众纷纷为日军通风报信，主动送鸡和猪犒赏日军等行径。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时，守城的清兵和义和团，在人数占优，甚至武器也不落后的情形下，却纷纷落荒而逃，而那些穿布衣长衫的老百姓，不但没有闭户锁门躲避战乱反而竞相帮助联军登梯入城，引导联军从城外的下水道攻入城内。更富有挑战意味的是，联军攻打天津时，还出现了1940年代淮海战役或徐蚌会战中被大肆宣传的独轮车、运输船为联军运送物资的“军民鱼水情”的一幕。

这种怪现象的频发，显然不能用个别人或小群体缺少民族大义和气节来解释，因为它不是偶发的，而差不多可以看作是常态。那么，在国家有难之时，民众为何不响应政府号召团结起来浴血抗战呢？

不妨来看这样的一幕：

甲午海战前的1889年，为筹办光绪帝婚礼花去了500万两。1894年，大清帝国举国忙着为慈禧太后花甲生日，包括筹建颐和园、三海等费用需要一亿两银子，这笔钱可以组建10只北洋舰队。有人算过一笔账，慈禧太后每天的花销要四万两银子，一个月就要用掉一艘巡洋舰的钱。康有为在一项调查中指出，清廷皇宫的一切费用都是三七开，三成是实际费用，七层被经手人克扣分赃。

唐德刚对此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举例说，颐和园搭一个凉棚花掉了三十万两，如果三七开就是实际花销9万两，但是如果换到平民百姓家，恐怕几百两也用不了。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就写道：“他们还须把眼睛睁大些，认识到廉洁也是朝廷本身所应遵守的原则，例如，最近十年来，每年都给海军衙门拨去一笔巨款，现在还应当剩下三千六百万两，可是你瞧！他们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了，都拿给慈禧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的靡费了！”

当然，皇家奢靡无度，很可以理解，因为大清帝国的天下是爱新觉罗家人用“枪杆子”打下的，自家人享受、挥霍和滥用权力，是理所应当，旁人岂可说三道四呢。千百年前，汉高祖携众臣子为太上皇祝寿就曾大言不惭地宣称以天下为产业，众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可见一姓一氏的家天下腐败传统由来已久，说是国粹亦未尝不可。

但是，世间很多事在纵向对比之外，还应有一个横向比较。也就是说，若相比同一时期的日本，那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为了购买后来在甲午海战大显身手的“吉野号”战舰，日本天皇节衣缩食，皇后把仅有的几件首饰全部捐了出去。战事紧张之际，明治皇后亲上前线，亲自犒赏军士、为伤兵洗涤和包扎伤口。而反观大清皇室，当辽东半岛失陷之时，首善之地的皇城，正歌舞升平、张灯结彩地举国欢度慈禧太后的六十花甲庆典。两厢比照，结论自明。

国家存亡之际、民族遭受苦难之时，国家的真正主人既然都不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了，附庸于主子的奴才们哪里会甘洒热血报春秋呢？至于被武力征服和平日受压制的普通民众，指望他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岂不是白日做梦。当年久居大清帝国负责勘探铁路的美国工程师柏生士在见闻录《西山落日》中揭示道：“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都没有像中国的鸿沟那样的大、那样的深。就像已经予以解释的那样，统治阶层已经充分明白，他们的权力、特殊待遇和致富的机会都取决于对现存事物状况的维护。只要当前的官宦制度和机关制度继续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巨大或持久的向前发展。”所以，于普通民众来说，左右不过是做奴隶，国家存亡肉食者谋之，清贫老百姓操那份闲心干什么呢。正是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另类历史的书写也就当然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