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传原文及翻译

原文：

方孝孺，字希直，宁海人。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尝卧病绝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贫岂独我哉父克勤坐事诛扶丧归葬哀动行路既免丧复从濂卒业。

洪武十五年，以吴沉、揭枢荐，召见。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①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孝孺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比至，燕王不奉诏。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乙丑，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选自《明史·方孝孺传》，有删改）

【注】①扆（yǐ）：宫殿内设在门和窗之间的大屏风。

译文：

方孝孺，字希直，是浙江宁海人。方孝孺年幼时机警聪敏，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他成年后跟从宋濂学习，宋濂学生中的著名人士都不如他。方孝孺却轻视文学，常常把阐明王道、使天下达到太平作为自己的使命。他曾经卧病在床，家中断了粮食。家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笑着说：“古人一个月才吃九顿饭，贫困难道唯独是我方孝孺吗？”他的父亲因为犯法被杀，方孝孺护送灵柩回家乡安葬，哀伤过度感动路人。丧期满了之后，他又回来继续跟随宋濂完成学业。

洪武十五年，方孝孺因为吴沉、揭枢的推荐，被太祖召见。太祖欣赏他举止端庄严肃，对皇太子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随后按照礼节送他回家。洪武二十五年，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太祖说：“现在不是任用方孝孺的时候。”蜀献王闻说他很贤明，聘请他担任世子的老师。

等到惠帝即位，征召他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提升他做侍讲学士，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常常向他询问。朝廷讨论事情，官员们难以作出决定时，有时皇帝就让方孝孺在自己的坐位前拟写批复。当时编纂《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方孝孺都担任负责人。燕兵作乱，朝廷商量讨伐他们，诏书和檄文都出自他的手。

建文帝三年，燕兵侵占大名府。方孝孺说：“燕兵长时间在大名停留，暑天下雨，他们就会不战而疲惫。现在正好他们的奏书到了，应该暂且给他们回复，诏书来往超过一个月，就会使他们将士的战心松懈。等我们商议好形成合围之势，再进兵攻击他们，就不难取胜了。”惠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就命方孝孺草拟诏书，派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王。薛嵓到了以后，燕王没有接受诏书。第二年五月，燕兵到了江北，皇帝下诏征集四方军队，命令各将领把战船集中到长江上。但是陈瑄却率领战舰投降了燕兵，燕兵就渡过了长江。皇帝非常忧惧，有人劝皇帝到其它地方去避难，再去图谋复兴。方孝孺竭力请求坚守京城来等待救兵，如果事情不成功，就决心为社稷而死。乙丑这一天，燕兵入城，建文帝自焚，这一天，方孝孺被抓进监狱。

在此之前，成祖在北平发兵，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成祖，对他说：“城池攻克这一天，方孝孺一定不会投降，希望你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风气就会断绝。”成祖点头答应了他。到这时，成祖想让他起草诏书。方孝孺被召到宫中后，悲痛的哭喊声响彻宫殿内外。成祖走下坐榻，劝导他说：“您不要折磨自己了，我只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方孝孺说：“成王在哪里?”成祖说：“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说：“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儿子？”成祖说：“治理国家要依赖年长一点的国君。”方孝孺说：“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弟弟?”成祖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就回头让手下人递给他笔和纸，说：“向天下发诏书，非你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扔到地下，一边哭一边骂说：“死就死吧，诏书(我)是不可能帮你起草的。”成祖大怒，命令在闹市将他处死。方孝孺慷慨就义，时年四十六岁。

思想主张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囧“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个人作品

方孝孺说，他是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而终身不知其非者”而作(《逊志斋集》卷六)。可见《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诞”“好夸”的不良风尚，作之以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始则害人、终则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而简洁，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虽不加议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让人领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这在“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封建社会，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

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方孝孺轶事故事

读书种子

首先，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誉为“读书种子”的大儒。这一美誉是明成祖朱棣的高参姚广孝的创意。

姚广孝了解方孝孺，破城之前，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列传》记载：

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当初是应允的，但在金銮殿上，由于方孝孺的极不配合，嗜杀成性的朱棣最终违背了诺言，残暴地灭了他的十族。

说到方孝孺，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心情都会非常沉重。惟有“读书种子”这一美誉，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知识改变命运，不管改朝换代，沧海桑田，读书求知永远是人间真理。

师从宋濂

方孝孺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正五品）宋濂，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1392-1398年），翰林侍讲（正六品1398-1399年），侍讲学士（从五品，1399-1400年），直至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将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皆为从五品）合并为文学博士，并升任文学博士（正五品，1400-1402年）。建文年间（1399-1402年）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

幼聪慧，6岁能

，人奇其才。呼为“小韩子”15岁随父兄北上济宁，励志攻读。及长，承学于宋濂，深受器重。洪武十五年（1382年），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起荐方孝孺，应征至京，在奉天门奉旨作《灵芝》、《甘露》二诗，甚合上意。赐宴时，太祖朱元璋有意使人欹斜几具，试其为人，方孝孺正之而后坐。朱喜其举止端庄，学问渊博，有期待日后辅佐子孙之意，厚礼遣回乡。由于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先德化而后政刑；而太祖则主张以猛治国，运用严刑峻法控制官民，所以他没有对方孝孺加以重用。[2]此后十年，居家读书写作，著《周易考次》《宋吏要言》等篇。31岁时，仇家于叔争讼，词连孝孺，官府籍其家，械押至京问罪。朱元璋见孝孺名，特名释放，洪武二十五年，再次受荐，授汉中府学教授，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建文帝）继位，召孝孺入京，任翰林侍讲学士，次年，值文渊阁，尊师以礼，帝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孺就坐前批答，时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孝孺任副总裁。后调文学博士，奉命与董伦、高逊志等主持京考。

被杀争议

明初靖难之变中的方孝孺之死，是论史者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对方孝孺的评说日见分歧，一种观点是秉承前说，将方孝孺定位为忠节奇儒，而另一种新出的说法却将其称作愚忠的典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方孝孺之死的真正意义。

建文帝即位后，着手削藩，方孝孺积极参与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题中之意，此事上关皇位大统，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统，破坏的是立嗣以嫡以长的成宪，用今天的术语而言，就是破坏了宪法。方孝孺在燕王攻破南京城后，以不奉诏而身死，我以为这决不是殉于一家一姓，更不是愚忠，方孝孺之死，乃是死于维护成宪，维护制度。身死于削藩，在中国历史上，方孝孺不是第一个，其前有西汉文帝时的晁错，在其同时有黄子澄、齐泰等人，方孝孺之所以更为出名，一是因为方孝孺案株连人数之多(达873人)，二是因为方孝孺文名之盛。至于方孝孺在削藩一事上的失误，当然也是明显的，此节已被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论定为帝暗臣疏，在此也无妨提及，在此前（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上言，削藩宜用贾谊分建诸侯之说和主父偃推恩之策，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方孝孺作为建文帝倚信的大臣，却未能使建文帝听服高巍的建言，而其后遂有燕王靖难之祸。

以身护法

言及君主制度，皇帝作为一种存在，在更大的意义上只是一种名气，一种象征。真正有效地统治国家，治理国家的乃是文官集团，乃是皇帝在“天子”名义下统率的文官集团。我们不能把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视作无限制的大，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权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亦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利，不可以专制二字抹杀之。美籍学者何炳棣曾花费数年时间，搜集了上万份明代监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履历表，统计研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由科举取士所形成的文官集团，其成员不仅经常变动，而且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亦即并没有形成垄断统治权的文官贵族集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生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至于有的论者说，中国自宋代以后无史，循环而已。这也正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备及其与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的配套适应。靖难之变中还有一处历史细节，当南京城破后，燕王朱棣(成祖)对方孝孺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效周公辅成王耳。”作为文官集团代表的方孝孺质问朱棣:“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方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至此，朱棣已理屈词穷，然朱棣能以马上得天下，终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能以非法手段取之，但不得以非法手段治之，这也正是方孝孺以身护法的意义和效果，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至此，我想到了治史的两种方法，即显微镜目光和望远镜目光，亦即分析与综合手法，上述何炳棣先生分析文官集团成分的构成是分析手法(显微镜目光)的典型例子。而后者，综合手法(望远镜目光)即是说: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制度要放在大的历史框架内，较长的历史阶段去考量，方可明了其真正意义，有以对其正确定位。“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则要看远不顾近”，这便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由此而言，我们将某种似是而非的荣誉或责任推加到某个历史人物身上，即便这个人是皇帝，而对事件、制度背后深层的地理、经济原因(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地理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耕文明)视而不见，是于事无补的。

当我们冷静、客观地面对历史时，我们应当作出这样的评说:方孝孺之死固然是忠于气节，但更多的是忠于制度，方孝孺为人不免空疏迂阔，但决非是愚忠二字所能涵盖的。

克勤之子

官历文学博士，子希直。娶郑氏，诰授夫人。同治癸亥，旨准崇祀文庙。妣生于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初九日申时。建文四年殉难，葬南京聚宝门外雨花台有碑。幸苍天不泯忠，不乏嗣，子彦祥年九岁，蒙金陵魏司寇效程婴故事，隐居兴国州鸿滨桥，生三子，省一。省二。省三，省一居兴国州守先人墓，省二。省三迁湖北罗田县石桥铺，见山水秀丽，肇基兹土而有家焉。迄今二十余世，人丁蕃衍，星罗棋布，丁男日盛，南北纵横五十余里，可谓义城望族。省三复迁回林家冲原籍。迁罗第一世省二公任六安州牧，擢江南粮储道。子四人：宗甫。衡甫。权甫。宪甫。宗甫长子维邦。维谷居方家山，（宪甫居匡家冲另谱）。维魁生添瑀祖，瑀生四子。长应松生三子：长曰钅录，开荣张户；次曰铅，开启先户。省二户。璟瑄 户；三曰钅鼎，开官武户。应株开均仲户。愿后嗣毋忠血统，当思水源木本之义。致于列祖分迁，亲疏夫子派不在此限，后嗣勿替之耳。《敦睦堂~方匡八修宗谱》

明蜀王赐正学公像赞：绿鬓红颜，金精玉粹。聘束帛于山林，膺纶言于殿陛。身游乎蓬岛方壸之间，道溯乎伊洛洙泗之澨。潜溪之后学，名闻九重；元英之云孙，华间奕世。是所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者也。

孝孺之子 彦八公

正一评事，诰赠礼部主事。生于明洪武甲戌年正月二十日午时。原配饶氏，诰封夫人，生于洪武乙亥年二月初三日寅时。生子三：省一。省二。省三。继娶魏氏，诰封夫人。公卒于明宣德丙午年七月初六日辰时。妣卒于洪熙乙巳年十二月十三日未时。公妣合葬兴国州南门外龟形有碑。

灭十族

第二个典故是“灭十族”。历史上只有“灭九族”的酷刑，有史以来，“灭十族”惟方孝孺一人。

朱棣篡位后，请“读书种子”、第一大儒方孝孺为他起草登基公告，当然为思想正统、极端忠于前皇的方孝孺所拒绝。《明史·方孝孺列传》有这样记载：

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因为有求方孝孺，当方孝孺批驳朱棣将篡位辨解为“法周公辅成王”时，朱棣还是保持耐性说是皇室家事，意为让方孝孺回避。偏偏方孝孺顶真到底，宁死不屈，暴君就露出了本性。

也许是《明史》主编张廷玉等人对暴君朱棣有恻隐之心，《方孝孺列传》只是说他被凌迟磔杀，并未记载被灭十族，株连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但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明末乡贤大家黄宗羲的《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献都记载他被灭了十族。另外，崇祯年间编篡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

除了死去的800多冤魂，更有数千人被流放、充军，其中不少被折磨致死。“灭十族”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创举，人们在惋惜方孝孺迂腐愚忠的同时，更应谴责朱棣的残暴。但他的残暴是针对他的敌人，对于百姓和臣服他的人还是很宽容的

台州式的硬气

第三个典故是现代文豪鲁迅给予的，他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著名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将柔石与方孝孺相提并论为“台州式的硬气”：

古代宁海隶属台州。这一点评颇为经典。方孝孺作为封建皇族内部争斗的牺牲品，他的愚忠不足为取，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当代宁海人、台州人都非常认同并赞赏这一评论，宁海还将其中的硬气评选为宁海精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