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一提起方孝孺，人们大多会直接想起他被诛十族的惨烈事迹。

《明史·方孝孺传》中记载：乙丑，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方孝孺年幼时，正值元末群雄混战，百姓生灵涂炭。他的父亲因为“空印”案而被诛杀，方孝孺本人也曾因为仇家的牵连而被押往京师，这一切经历都对方孝孺之后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具有一种忘我的精神，愿意为百姓奉献自己，目的是“为斯民谋”。年轻的皇帝朱允炆为他提供了实现抱负的机会。建文帝朱允炆登基之后就实行宽松的政策，锐意复古，如恢复的井田制和《周礼》中的古旧官称谓，方孝孺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方孝孺与朱允炆之间君臣关系融洽，他们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政治理想的真诚追求。就这一点来说，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方孝孺是绝不可能向成祖朱棣低头的。

方孝孺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面对灭十族的惨烈结果，而义无反顾。方孝孺死的轰轰烈烈，然而，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而是皇室成员的内部残杀，这为方孝孺的死增添了某种尴尬的色彩，令人感到遗憾。靖难之役后，方孝孺进退两难：既不能归降朱棣，这必然有损士人的节操；而慷慨赴死又显得迂阔。如王廷相认为，方孝孺的死与文天祥的死相比，就是“忠之过者”，认为方式“自激之甚”而卒招杀身之祸，是“轻重失宜”的举动。

也有学者将方孝孺的死视为“儒家之绝唱”，这是因为方孝孺的死，不只是他个人的死亡，而更象征着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的破灭。左东岭称方孝孺的死是士人的悲剧与尴尬命运的序曲。

历史已经过去，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世人对方孝孺自然也有不同的评价。但不能否认的是，方孝孺始终是一位学术纯正而又志气豪迈的儒家学者，他以身殉道的悲壮举动从此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印记。正如《明史》对他的评价：“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