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书评

——鹰之秀

《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北京第1版）为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的大作，最早成书于1976年，初版为英文，汉语版本是后来作者自译。全书分为七个章节，每一章节后都逐条附有作者所引用或查阅的有关历史书籍的注释，可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见《万历十五年》一书P.9，以下括号内见书皆指此书）。

黄仁宇先生结合丰富的史料，对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进行了深度剖析，同时也从侧面对明朝的政治经济体制、士林德性、民生疾苦、军事行动等进行了深刻解读，在他的大历史观的视角下，明清衰落的根由也能藉此得以知悉。

在自序中，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明清在人类发展的大格局下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见书P.3），而明朝积贫积弱的原因是：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见书P.2）,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贫积弱的原因则是：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见书P.4）。

我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人文艺术方面的成就繁如星辰灿烂无比，但是在政府管理体制建设发展方面实在糟糕至极。管理实质是对冲突的制衡，其遵循的应该是清晰的法条，而不是其他玄乎不可捉摸的圣人之训。但是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由董仲舒提出，在汉武帝时期实行后，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部分主张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千年未变。儒家核心思想是仁，但仁是什么，也无统一的定义（见书P.200）;儒家思想讲究中庸，其实就是和稀泥；儒家思想崇德重礼，不过德行飘忽无界，礼法却也繁琐僵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王朝统治自然难以长久，王朝的每次更迭，均以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作为肇始和终结。

既然法不是解决冲突的依据，那么必然仰仗和依赖“仁德”，而仁德皆来自官员们从小谙习的“四书五经”和《四书集注》等儒家论述，来自孔子、孟子、朱熹等圣人光环的影响，圣人之所以被称作圣人，圣人又是凤毛麟角如此稀罕，就是因为圣人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自省和自律，话说回来，“仁德”并不是千万士林君子都能具备的品格，台面上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彬彬有礼，但是私下，他们与常人无异，一样有凡夫俗子的自私和贪欲，以及作为人本身难以摈除的任何劣性。

这就出现了在官员群体中尤为明显的“表里不一”的现象，即“双重人格”，他们虽称公仆，是系主人（见书P.60）,这也被首辅申时行称之为“阴和阳” （见书P.50、P.60、P.70），“阳”是台面上的言行，“阴”是不可告人的私欲。顽固的封建体系下的管理，即是对“阴和阳”的制衡与调和，而皇帝不过是象征意义上的存在（见书P.80、P.284）。据此，皇帝若想博得英明，必然是毫无主张，高度配合，并寓至善于无形；臣子若想位置做得安稳，必然是懂得阴阳制衡、懂得委曲求全，不然都将是以悲剧收场，而本书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如此。

一、万历皇帝

按照阴阳之论来看待万历皇帝，那他应该属于极阴。

隆庆皇帝驾崩后，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登基驭国。隆庆留给万历的是一个依然在稳定运转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皇帝要处理的事项尽管繁杂但又不外乎礼仪和人事两项（见书P.3）。但是，年纪幼小的万历皇帝显然还不具备操作帝国事项的能力，只能慢慢培养。而倾注心血极力培养的他的，一个是对他寄予厚望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一个是博学多才的强臣张居正。在高压态势下的学习与成长（见书P.10），他的学识逐渐累加，但是性格的培育却被忽略，皇太后费心督促他用功，张居正尽心教授他学识，但是却无人教他杀伐决断、坚毅果敢、公允公正的品性，毫无主见的成长经历和长期被圈养于深宫的现实，最终导致了万历皇帝柔弱消极、优柔寡断的性格（见书P.26）被养成。

学习和成长本身就是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但是万历皇帝的自我否定又过于残酷：对他打击最大的事件是他十八岁时因为一场闹剧几乎被废（见书P.24）；而此后因为张居正言行的阴阳两面使他的世界观陷入了紊乱（见书P.28）；立储立幼不立长一事，被全朝臣子否定，又导致了他的彻底消极与不合作（见书P.108），最终导致他懒名一著，国家运转陷入深渊，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难于恢复（见书P.94）。

二、张居正

按照阴阳之论来看待张居正，他应该属于极阳。

明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在我国历史上最为严重（见书P.2）,高度的集权却无健全的法制体系，精神上的支柱是道德，管理上则依靠文牍（见书P.46）。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与农民合作不可能，因为他们不读书不明理；与各地乡绅合作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分布甚广，局部利害不同；唯一可行的只能依赖文官集团（见书P.47），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天子还是朝臣，想要干成事，必须加强与文官集团的合作，甚至要做出必要的妥协与让步。

张居正学识渊博，有匡扶天下、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但是他自身的错误则是过于“阳”，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作必要的让步（见书P.54），他做事的错误则是不懂得或者是不屑于做阴阳调和与文官集团合作，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见书P.56），他只是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最孚众望的人物缺乏尊敬，最终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见书P.59），他的革新举措，几乎是在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见书P.63）。

张居正的极阳，对应的就是他的极阴，“阴”是在于他奢华的私生活。在张居正而言，自己的奢华和别人的节俭不过是因为地位不同而各有本分，但是这无疑也是他言行不一的一大证据（见书P.58），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私生活及其奢侈（见书P.28），这也是张居正被清算后，万历皇帝情绪紊乱，十分伤心的原因之一（见书P.28）。

三、申时行

继张居正之后的首辅申时行，应该是最懂得阴阳制衡的人，也最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从他为政所期望的不过是“使贤者有所依归，而不肖者犹知忌惮”（见书P.50）即可探知。

申时行1583年居首辅之位（见书P.45、P.108），担任首辅有八年半的时间（见书P.111），即使最后被革职，其结局也要比提拔他的张居正要好很多，这都得益于他高超的为人处世的艺术。

为人方面，他温和谦让，温恭蕴藉，能够虚心下气，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昂的姿态（见书P.45），也不愿意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不会妄加评判，他只是从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见书P.55）。他虽然提倡诚意，但是对理想与现实的脱节、阴阳两面的人性也有独到的深切的认识（见书P.50）。

为臣方面，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见书P.45），也因为他态度温和，获得了万历皇帝的信任，并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他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万历皇帝的一举一动尽量接近文官集团的期望（见书P.107），不过，在立储方面，他的绵柔在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长期对立方面并未起到积极作用。

执政方面，申时行对帝国体制的弊端和人性的认识是十分独到的，在他看来，以道德作为执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见书P.101），他也欣赏自己“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一处世和执政的原则（见书P.116），他为人有雅量，不予追究弹劾自己的官员甚至给予提拔（见书P.64）。他执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微妙的人事安排，不过这种方式具有间接性，不能被多数人理解，批评者认为他的记录如同一张白纸（见书P.101），他虽规避了大刀阔斧大肆渲染的改革方式，但因为平和，就很少被人理解，被人仰慕（见书P.101）。

四、海瑞

按照阴阳之论来看待海瑞，他同张居正一样，应该属于极阳。

海瑞是德与法最高标准的践行者（见书P.124），他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极端廉洁、极端诚实，他错就错在不该将自己奉行的标准来要求任何人，他看不惯道德的瑕疵和法律执行的任何折扣，从另外一面来看，也反映了他的刻薄寡恩和吹毛求疵（见书P.129）。

在执政方面，海瑞并无解决问题的高超能力。他不如申时行具有看待问题的非凡洞察力，认识不到帝国以道德作为执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见书P.101），他认识不到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而轻易使自己陷入到大量的纷争之中，黄仁宇先生也提到，如果他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使作恶者知所戒惧，而不是对类似案件一一追究，那么他也许会取得成功（见书P.132）。

但显然，海瑞做事是不知变通和一意孤行的，他的这种极阳的言行，如张居正一样为文官集团所不容，最终吏部认为他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见书P.133），万历皇帝对他的所作所为也不予认可（见书P.147）。同时期的李贽评他过于拘泥传统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见书P.209），可谓一针见血。

不过黄仁宇先生也指出，对于张居正试图变法和海瑞试图复古，批评者都没有看到他们上下求索的精神，即希望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中（见书P.134）。

最终海瑞是碰壁一生，是失败的，其结果也显而易见，以个人道德之长，并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见书P.125）。

五、戚继光

戚继光虽然为一员武将，但是按照阴阳之论来看待他，他应该如首辅申时行一样，属于懂得阴阳制衡的人。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前后长达十五年，等于他前任十人任期的总和（见书P.176），和他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见书P.177）。

评价戚继光，不能忽视他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军事体制。

明朝的军制规定，常备军由两百万“军户”提供，代代相因不变，民户被编入军户，大部分处于强迫或权宜之计，不能矢守不渝，所以各个驻兵的卫所刚刚成立，士兵逃亡和换籍的事件即已层出不穷，卫所实际兵员往往较编制存在极大差异（见书P.156）。

户部虽然是国家财政中枢，但是做不到统筹全局，全国布满了短距离补给线，此来彼往，盘根错节，统计数字常常成为一纸具文（见书P.2、P.156），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

兵器供应方面，因为组织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虽然有能工巧匠，但是都在皇城给皇帝的禁卫军造精美的甲胄去了，士兵的护甲是纸甲，武器谈不上精良，更无标准化可言（见书P.157）。

武官选用方面，在当权者看来，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所遴选的武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期望的（见书P.158，P.254：1619年的辽东战役）。

综上因素建立起来的军事体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算全面进攻敌国（见书P.158）,1449年的“土木之变”、16世纪中叶的倭寇骚扰，将明朝军事体制的弱点暴露无疑。

戚继光抗倭，兵源并不是来自军户和卫所，所需供应也是加征新税来支撑，享有如此特殊的待遇，只是因为政府觉得事态严重，不得不批准他组织新军的计划（见书P.162）。

戚继光功成名遂，在万历一朝可以算是特殊的例外（见书P.169），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具有卓越的军事管理才能，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见书P.179），这一点不容置疑；二是戚继光虽在军界，但他如申时行一样，对坚如磐石不可撼动的体制都有清晰的认识，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见书P.169）；三是，得到一位有力者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见书P.169），戚继光任蓟州总兵不久，就发现自己只需要专心于军备，而不必参与政治，因为凡应当安排的事务，都已经由总督和大学士安排妥帖（见书P.171）。

虽然戚继光精通政治，但是最后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现实（见书P.180），终以暗淡收场。

六、李贽

按照阴阳之论来看待李贽，他应该属于极阴。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李贽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但是他身上却充满着矛盾，其言论和著作也显示出其思想方面的缺陷。

李贽是个儒家的信徒（见书P.190、见书P.211），但是他卸职之后又遁入了空门；虽然遁入空门，可是却没有受戒，也不参加僧众的唪经祈祷（见书P.198），年逾七十却不知避嫌，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见书P.215）；他激烈地抨击与自己见地不同的人，但是又不得不依赖被抨击者的接济生活（见书P.199）。

他的著作虽然篇幅浩瀚，但是并没有开拓出一条新路，他的文字缺少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看不出丝毫自我牺牲的意味（见书P.189）。他的作品虽然涉及面虽然广泛，并不等于具有多方面的精深造诣（见书P.198）。他写作的历史，对史实没有精确的考辩，也没有自成体系的征象；他接触小说的时候，所着眼的也不是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创作方法；再则，阐述哲学理论，也往往只是从片面下手，缺乏系统的推敲和结构严谨的长篇大论（见书P.198），他没有像朱熹、王阳明一样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见书P.210）。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如果李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言行一致，唯一合理的解释也只是他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见书P.211）。李贽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和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他十五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见书P.219）。

以上诸位人物，无论属于极阳还是极阴还是懂得阴阳制衡，都免不了落寞的收场，其原因，黄仁宇先生在书的结尾已经说得及其明白：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见书P.190），又何谈其他的创见与革新。另外，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足（见书P.219）。

2017.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