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193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内圣外王的贯通》、《中国哲学史论集》、《魏晋玄学史》、《宗教•哲学•伦理》等。

文 | 余敦康

原标题：漫谈《周易》的智慧

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大力进行改革，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但仍然热心地研究《周易》，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他在《答胡剑西太史》的信中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

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张太岳集》卷三十五。）

张居正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从改革事业和实践需要来研究《周易》的。他认为《周易》的智慧是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无论是处理个人生活小事或国家政治大事，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这种认识必定是一种经验之谈。那么，究竟《周易》这部书蕴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智慧？为什么先秦的这部儒家典籍经历了十数个世纪之久，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给明代的张居正以启发？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探索出《周易》智慧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也许《周易》这部书还能够对我们现代的改革事业发挥一定的作用。

张居正在上述的信中还说：“《易》所谓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盖处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困是穷困，亨是亨通，都是就客观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关系而言。人们如果遇到困境，不能消极无为，坐以待亨，而必须“处困而不失其宜”，作出合理的对策，采取正确的行动，才能转困为亨。《周易》并没有具体告诉张居正应该作出何种对策，采取何种行动。但是，《周易》这种强调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来促成环境朝着有利方面转化的思想，毫无疑问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而使张居正得到了很大的启迪和教益。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有时会遇到顺境。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志满意得，头脑发昏，对事物进一步的发展丧失了清醒的认识。

《乾卦》的上九对此提出警告：“亢龙有悔。”《文言传》解释说：“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就是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有进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丧，不能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果认识不清，急躁冒进，最后将会穷极而有悔。应该像圣人那样，头脑清醒，居安思危，动而不失其正，防止事物向不利方面转化，人们读了《周易》的这一段话，肯定也是有启发的。

《周易》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代表一种时态，一种由时间、地点、条件所制约的具体情境。每一爻则代表在此具体情境下人们的行为。行为是否正确，其后果是凶是吉、是祸是福，并不决定于行为的本身，而决定于行为是否适合具体情境的规定。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经常遇到不同的情境，究竟应该作出何种对策，采取何种行动，这些都能在《周易》这部书中找到方法论上的指导。张居正根据他的切身经验，认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不仅回答了《周易》何以被列为群经之首的问题，而且相当精辟地指出了《周易》的智慧就在于“涉世妙用”，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是一种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理论。

目前学术界都承认《周易》的理论思维达到了先秦哲学的高峰，学者们着重于从宇宙论、本体论、辩证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但是，关于《周易》的实践功能以及它的“涉世妙用”之智慧，则有待进一步发掘。其实，《周易》的宇宙论、本体论和辩证法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而始终是和人们的实践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系辞》说：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这一段话把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论述，从而概括了《周易》这部书的性质和作用。按照《系辞》的这种说法，《周易》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目的是为了开通天下人的思想，成就天下人的事业，决断天下人的疑惑。张居正所体会到的“涉世妙用”，主要是就这种实践功能而言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研读这部先秦的典籍，也许会有一番新的体会，发现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而且系统地研究了人们的行为，也是一部关于决策学和管理学的专门著作。

从《周易》这部书的形成过程来看，可以看出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认识与行为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线索。《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卜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期，相当于原始社会的中期。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极为低下，所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他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祸福，作出估计和决定。虽然卜筮属于一种幼稚的宗教巫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但却表现了早期人类试图根据客观环境来决定主体行为的努力，其中包含着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最初的萌芽。大约到了殷、周之际，人们把卜筮的记录再加上一些对客观环境的观察和生活经验汇编成书，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去向它请教，从中寻求满意的答案。因此，《易经》这部卜筮之书，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指导人们行为的参考书。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水平提高了，所掌握的知识丰富了，能够把客观环境看成是一个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大系统，并且探索出支配这个大系统的根本规律是一阴一阳。这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人们扬弃了《易经》的宗教巫术，而发展为《易传》的哲学思维。但是，《易经》的那种把认识与行为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易传》反复强调，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认识是为了指导自己的行动，以达到趋吉避凶、转祸为福的目的，大而言之，也就是“开物成务”，“以定天下之业”。因此，《易经》和《易传》虽然成书时代不同，所代表的思维水平也不同，但就其通过对客观环境的认识来决定主体行为的思维模式而言，可以说是共通的。

易学今昔（增订版）（人文大讲堂）余敦康 著

《系辞》对《周易》的读法作了许多提示。例如：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在这两段提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玩”字。古人多半是用玩的读法来读《周易》的，并且写出以《周易玩辞》为题的著作。张居正也说他的读法是“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玩就是玩味，带着一种感情色调，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去细细地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味。这和一般哲学书的读法不同，不是诉之于抽象思维，不光着眼于逻辑的推理，而是把自己所遭遇的具体处境摆进去，在安居无事时是这样，在有所行动时更是如此。由于生活经验不断丰富，特别是由具体的处境所引发的问题经常变换，每一次去玩《周易》，都能产生一种新的体会，从而提高自己的智慧，对未来的吉凶祸福作出正确的预测，帮助自己采取适当的行动。所谓智慧，主要指人的应变能力，而不是指人的知识。《系辞》强调一个玩字，要求人们联系自己的处境去读《周易》，就是为了提高这种应变能力。当处于顺境时，应该居安思危；如果遇到困境，也不要陷入无望，而应该积极去谋求解脱之方。六十四卦所象征的六十四个时态几乎囊括了人们所能遭遇的各种不同处境，如果随时去细细体会，必定能使自己的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趋于上乘。这就是《周易》这部书赢得了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普遍喜好，使他们受到启迪和教益的原因所在。

人类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目的有大有小，有低层次的目的，也有高层次的目的。如果说《易经》关于人类行为目的的研究多半是属于低层次的个人生活小事，诸如狩猎、旅行、经商、婚姻、争讼等等，那么《易传》则是提到国家政治大事的高度了。《周易》的屯卦震下坎上，《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坎为水，在上则为云，震为雷，有云有雷而未成雨，表示阴阳尚未和洽。就国家政治而言，则是屯难之世的象征。《易传》认为，君子在这个屯难之世，要像治理乱丝一样，理出丝绪，编丝成绳，使之由无序变为有序。“经纶”这个词用的是引申义，指对国家政治的良好管理。后来人们常常用“满腹经纶”来形容一个人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管理才能。

《易传》认为，对国家政治的管理，最理想的目的就是“太和”。乾卦的《彖传》：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太和就是最高的和谐，指各种矛盾的关系处于一种刚柔相应、协同配合的状态。这是说，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自从《周易》提出了这个太和境界，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是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奋力追求的理想。专制社会的所谓治世，就是太和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相反，如果太和境界被破坏，就成了乱世了。中国的专制社会是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往复中曲折地前进的，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殚思竭虑地探索由乱到治的转化，或者探索如何长久地保持治世的局面，防止它向乱世转化，都是围绕着太和境界这个最高理想而进行的。

固然，《周易》所提出的这个太和境界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人类始终不可能达到，但是，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为了对国家政治实行有效的管理，使各种矛盾的关系由紊乱无序状态转变为协调有序状态，如果不树立一个太和境界作为奋力追求的理想，一切措施都将无从谈起。人类的行为是受目的支配的，目的与手段结成了一对矛盾统一体。《周易》不仅树立了一个管理国家政治的最高目的，而且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处理各种矛盾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如果我们注意剔除其中的糟粕，可以发现，《周易》的这种研究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是和现代的控制论、协同学息息相通的。

《系辞》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这是肯定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周易》并不是着眼于为这种等级制度作理论上的辩护，而是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研究调整的方法。以否卦为例，否卦坤下乾上，天在上，地在下，按理说本来是符合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的，但是《周易》认为，天在上，地在下，这固然是不可改变的，但就调整的方法而言，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君主高高在上而不与臣民相交接，就会造成上下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以致天下大乱。相反，泰卦是大吉大利的。泰卦乾下坤上，天在下，地在上，对等级制度而言，显然不相符合。但是《易传》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最好方法，称之为“天地交，泰”。因为在上位者能交于下，在下位者能交于上，“上下交而其志同”，关系就不会紧张而变为和谐，国家政治就能稳定。

《周易》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但是认为各种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比如睽卦兑下离上，是矛盾的象征。《彖传》解释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有时矛盾也会激化，一方企图消灭另一方，发生了斗争。《周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主动地进行变革。《革卦·彖传》说：“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由于《周易》一方面树立了一个太和境界作为奋力追求的理想，另一方面对客观环境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作为全面的估计，着重于指导人们采取合理的决策，实行有效的管理，其中确定蕴藏着丰富的智慧。环境是千变万化的，人们的决策和管理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可以遵循。《系辞》指出：“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这就是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周易》看作是古代一部关于决策学和管理学的专著，联系到现代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用“玩”的读法去细细体会，也许这部书对提高我们的应变能力会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