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藤野先生》里头这样描述藤野先生的出场：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我们大概可以想见这样一位黑瘦的中年人，颤巍巍地穿一件旧外套，木讷、严谨而善良。事实上，那时候的藤野先生，不过是30岁的年轻教师，而鲁迅刚好23岁。就师生而言，两人的年纪相差实在不大，都是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

藤野家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一直活到了72岁，而他当初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也不过27岁而已。三四年后，他见证了来自中国的绍兴少年弃医从文的重要转折。其后，仙台医专转型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解除讲师职务。他的后半生，回到了家乡福井开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四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藤野的侄子藤野恒三郎说，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有位记者拿来了一张鲁迅逝世时的照片给藤野看。这时，他才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当时，藤野严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张照片举过头顶，然后提笔写了一篇文章《谨忆周树人君》。那时，他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

藤野在文中这样描述初到仙台的鲁迅：“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作为一个医学教师的判断，是非常可靠的，大概鲁迅当时在学习很吃力，成绩也不是特别优秀。宽厚的藤野，察觉到了这个从贫弱帝国东渡求学的青年人的孤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少年时代开始学习汉文的藤野先生，对中国的先贤充满了崇敬之情，对于来自中国的鲁迅也格外爱惜。事实上，他所作的不过是为鲁迅“添改了一些笔记”，他自感因为这个而成为鲁迅的恩师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低估了这一份善意为异国青年的敏感心灵带来的鼓舞。

在传媒不发达的年代，作为岛国小城平凡医生的藤野，隐约耳闻他的弟子回到了故国，弃医从文，以笔为匕，展示了白话文可能达到的高度，成为新文学的一代文宗。他在接到鲁迅的死讯的时候，想到的却是：

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从这些质朴而温柔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藤野的宽厚与善良，而往事沉沉、岁月荒荒，故人已经相隔生死的天堑，其中多有无可挽留的遗憾。当他听闻鲁迅去世的消息，立刻想到了鲁迅的家人与孩子是否孤苦无依。熟悉鲁迅的人，总会从鲁迅的文字中看到类似的情怀。如柔石罹难之时，鲁迅忆及的，是柔石的失明的老母亲，“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把这说成某种精神的传承是很牵强的，只能说鲁迅与藤野具有同样悲悯善良的品质，他们都是自己的燃灯者，在这黑冷的人间路踽踽独行。

《藤野先生》是广泛流传的名文，而《谨忆周树人君》则知者寥寥，两者实在都是发自肺腑、移情于人的赤诚文字，最宜对照来读。两篇文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有点小小的出入：

鲁迅的回忆是：“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藤野的回忆是：“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既然写了“惜别”，那么肯定是藤野记错了。

这当然无伤大雅。藤野的照片长年挂在鲁迅书桌的对面，黑瘦的面容，仿佛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敦促他免于懈怠而奋勇前行。昔人已矣，鲁迅的照片对我也有这样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