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旧事2——“乌台诗案”之前因野史趣闻

2018-11-02 11:10:58

东坡旧事

东坡旧事一中聊到了他在元丰六年(1083年)写的《洗儿》一诗,文章写出后就立马有网友抨击说元丰六年苏轼写《洗儿》时是48岁,你说是46岁是错误的!当看到这个留言,大锤真的诚惶诚恐啊,赶快去看了苏轼的生平纪录

苏轼百度百科

心中默默的计算着83-37=46啊~,后来一想不得不承认网友是对的!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说他是阴历的十二月十九,阳历的1月8日。在古代,孩子一出生就是1岁,一是要算上娘胎里的日子,二是国人渴望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与此同时,每逢过了大年三十,人就又长了一岁,所以我们伟大的苏轼,在出生12天后,就到了2岁,也就有了网友说的他是在48岁写的《洗儿》。在今后的东坡旧事中,关于苏轼的年龄将按照公元新历纪录。下面让我们聊一聊苏轼人生的分水岭——乌台诗案。

话说,苏轼42岁那年,也就是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中说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一句话,让一直想要打压他的敌对政党抓住了小辫子。

《湖州谢上表》是什么呐?从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用来怕马匹的一种文章,并且这种文章在古代官场就像年终总结报告一样重要,是上峰领导(宋神宗)安排完工作,职员(苏轼)用来表达对领导决定响应的公文!

什么人会在公文中发牢骚?活在当下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所以让我们换位思考下。

如果没有微信,没有手机,没有电报,你跟公司董事长的沟通手段只有这样的公文时,你会不会渴望通过仅有的沟通手段表明心迹?

如果你把公司当成自己的,而不是一个打工者的心态,并且你一辈子只有这一个公司,你会不会看见问题而不言语?

如果你之前对公司副总的一项改革持否定态度,然后表明态度被组织从集团总部下放到了分公司。过了几年那项改革失败了,那个副总离职了,你以为改革的事已经作罢。恰好你在分公司干出了一定成绩,你会不会试探下董事长的心态,赌一把董事长对改革之事烦心,借用几句牢骚话来博取圣心,早日回到集团总部?

带着这样的心态,让我们简单了解下《湖州谢上表》之前的故事。

苏轼34岁那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因为上书谈论新法改革的弊病,进而导致主导新法的王安石很愤怒。王安石就是上文中说的公司副总啊,于是副总耍了个小手段,苏轼就自请求出京任职,也就是从集团总部下放到了分公司。 他先后去了杭州分公司、密州分公司、徐州分公司,干的都很不错,董事长还专门出言表扬过他!在这几年中,跟他不对付的副总在1074年下台了一次,1075年又上台,1076年彻底走人了。与此同时,支持这个副总的董事长也在1078年给公司换了个名称,可能是心态变了,这个董事长宋神宗还是苏轼的粉丝,特别喜欢苏轼!

综上所述,苏轼在1079年,在董事长改公司名称的第二年调任他去湖州时,写下了这个《湖州谢上表》。

苏轼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遣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了解字里行间的意思,就又要说道那个公司副总——王安石。在他主导的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副总司马光和王安石。

司马副总给王副总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来形容变法,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司马光砸缸

(对!上文中的司马光就是砸缸的司马光)

在那个人人都读的懂字里行间隐喻的年代,如果苏轼对朝政的分析是正确的,变法真的结束了,新任董事长不搞变法的话,那么这个《湖州谢上表》以及当中的牢骚话就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新上任的宋神宗依旧是支持变法的,所以就导致了苏轼的悲剧。

了解了乌台诗案的前因,下一章我们一起聊聊乌台诗案的具体,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不足以定罪,那么还有那些“文字狱”的斗争?这场斗争真的只是对苏轼一个人的吗?在乌台诗案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团体在脚力?激励的脚力下,苏轼因何保住了命?且听下回分解!

本文作者:小意视图(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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