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鮫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可见西汉初年，葡萄图案在中国内地已广泛入锦，从高祖以之作为还礼来看，当是稀有珍贵之物。另《西京杂记》卷一记载，“霍光妻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艺术品来源于生活，葡萄在一定范围内种植，在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有了长期的实践，人们对之有了一定的认识以后才可能成为艺术的素材，这中间需要一定的时间。综合以上推断，内地早在西汉以前就开始种植葡萄。

至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司马相如在《子虚赋》里写道，“於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榙遝荔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司马相如将“蒲陶”与“樱桃”、“杨梅”等并举，说明它是一种水果，后面另有“薁棣”，说明蒲陶和薁是不同的水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集解》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做酒也”。

《史记》和《汉书》都没有明确记载从大宛国带回葡萄种子的汉朝使者姓名。张骞是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官方出使西域第一人，《史记·大宛列传》认为张骞的西域出使是“凿空”。所以过去许多学者据此文献认为，张骞是把葡萄种带回内地的第一人。而事实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欧洲种葡萄在内地应当就有种植，只不过，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而已。“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司马迁说，汉朝使者取回葡萄种，开始种于“肥饶地”。据此可以推断，以前应当有一定面积的蒲陶种植，只是过去不大重视，只是零星随意的种植，从这时开始种植于地宜之处，等到了“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张骞出使西域并去世后）的时候，“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已经到处都有蒲陶种植了，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汉书》记述类似，“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和司马迁的记述同样的是“天马多，外国使来众”以后，“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不能忽略的是“益种蒲陶…离宫别馆旁”的“益”字，是更加、进一步的意思，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述都指明这时蒲陶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的事实，以至于达到“极望”——放眼望去全是葡萄的程度，说明种植的面积之大、范围之广。这时的蒲陶引种只可能是又一次大规模引种而已，也或许是不同的优良品种，也或许来自不同的国家，每一次新的引种都会使葡萄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品种更丰富，种植技术更高，但这并不是欧亚种葡萄第一次登陆中国。

1977年，在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

这是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七八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已挥发得只剩下万分之零点五。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醣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密封铜壶，有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这两壶出土于中山王墓中的古酒，目前属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如此古老的实物酒。它不仅为研究中国酿酒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与盛酒器相结合，也为研究当时的用酒制度提供了宝贵材料。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也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 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