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和愚蠢是一对反义词，通常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聪明人从来不说他人愚蠢，他们默默地证明他人愚蠢。然而这并不是说聪明人就不愚蠢。

朱元璋这一脉反元义军善于利用时事，当陈友谅冲在抗元最前线的时候，他们休养生息。建立明朝后，他又利用自己开国之父的巨大民望，肆意诛杀跟随自己多年的、功勋卓著的武将们，终于开创了文人体制。不料斩草太除根，他的孙子、接班人建文皇帝，根本找不到外姓武将来保卫自己的政权，反而被四叔朱棣颠覆。朱棣重用武将，但这是异数、与帝国体制相左，最终优势的钟摆又被文臣抓在手中。

明朝是文人体制，却不会沉迷风花雪月、歌以咏志，大臣们待遇太低、荣誉太高，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实践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兵。朝廷内文武不全导致文臣独大，朱元璋架空了首辅的权力，固然没有哪一个臣子权势煊赫、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也导致皇帝无法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的选项，把自己置于全体文臣的对立面。没有实质上权势最大的文臣，文臣集团就像蚂蚁大军，任何一个文臣都不重要，团结起来的文臣却无所不能，甚至可以团结起来挟制皇帝。全体文臣正面向皇帝行礼如仪，身后却背着发射蜘蛛网的弓弩，一躬身就发射。

万历冲龄登基，母后只是才疏学浅的宫女，她自己退居幕后，把他推到张居正张先生面前。张居正教授道德圣经，自己又过于严厉，终日摆出一副权威面孔，在幼年的万历心中，他俨然就是故事里主角的化身。当万历被感情蒙蔽、失去判断力，张先生的光芒与权威都会暴涨，这给他推行新政带来巨大优势。然而内阁首辅并非是个有实权的职务，它更多地只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当臣子们都憧憬成为这个虚化的最高职务，皇帝就可以从容施政。

了增强竞争力，推行自己的政见，客观情势要求张居正培植个人势力，当他的关系网越庞大，他的能量越大、政绩也越大。即便如此他也只能采用隐秘的方式来推广政策，比如让人上折子、自己以票拟的方式批准。张居正有志于革除帝国积弊、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就不可避免地破除文臣的禁锢思维对帝国事务的捆绑。在实际操作中，他要破除的捆绑则更为复杂，“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在执政晚期，张居正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危机，这表现为对批评者非常敏感，惩办批评者的手段更加毒辣。此时他已经没有退路，退缩将马上面临覆灭的危险，只有坚决改变文人做事缺乏条理、显示出变革的迫切性和必要的成绩，自己才可能转危为安。

黄仁宇在书中说张居正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我觉得把“忽视”替换为“无视”也许更合适。“张居正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限期。”性格决定命运，张居正实践了自己的宿命。他自己地位显赫、深得皇帝信任，有资本无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却在蓟州军镇与其他军镇产生矛盾的时候，写信告诫谭纶与戚继光“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务从谦抑，毋自启侮”。这反而保护了戚继光。张居正重视戚继光，既是爱惜他的才华，也是重整帝国军备的需要，可是为了在文臣集团的封锁下闯出一条巩固国防、提升军事实力的路径，他们频密的交往反而给文臣留下口实。

张居正给万历施加了巨大影响，万历要想励精图治、独揽大权，首要的就是破除张居正的阴影。张居正突然去世后，他的政策与影响一点点被销蚀，但万历依然试图对张居正网开一面，他在回复参奏张居正的朱批中回答“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封建王朝一切光鲜的背后都是道德，道德要求教化，但人真的可以被教化吗？教化是虚化的东西，现实的经历与观察才是人们最根本的认识来源。

教化或许可以约束所有人一时，或许可以约束一些人一世，但不可能约束所有人一世。即使张居正自己也无法拒绝美女和金银珠宝，可是他却教给万历灭人欲存天理的圣贤之道。万历崇信张居正，在他过世后却发觉这老小子说一套做一套，把圣贤的大帽子扣到自己头上、挡住了眼睛，他自己却在欲海中悠游。

张居正不在了，万历可以放手施政，他肯定不愿意再选择一个性格类似张居正那样的人，其他人目睹张居正的遭遇，肯定也不会像他那般行事。机缘凑巧，张居正的继任者张四维离职丁忧将满之际，突然一病不起，资格较老的大学士马自强、吕调阳也早早病死，于是老成持重的申时行成为首辅。在申时行前任八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全身而退，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六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这些处分由皇帝发出命令，却无一不是产生于文官集团的矛盾，首辅或者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反对，或者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

从这种种遭遇中申时行学到的经验是：首辅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文人心目中的大政治家，不在于创造新的积极向上的行政系统、做出旷古傲世的政绩，而是以个人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矛盾，畏威怀德、宽厚仁爱，对人们其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是申时行所称的“诚意”。这又与他心目中道德的作用曲意相通，“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

首辅处于皇帝与文臣之间，如果首辅强硬，他将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首辅性格偏软、善于调剂，那么皇帝缺少一个挡箭牌。万历很快就在如土狼般成群结队、手段恶劣的文臣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孤注一掷、任性地在立储的问题上与群臣较真。明朝大臣俸禄低微，人们为了生活必须增加灰色收入的进项，地方官可以收取“常例”，驻京的文官却只能期待地方官的贿赂。如果这些主管地方官的考核者接受贿赂，还怎么秉公处事呢？帝国的道德到底在哪里。

黄仁宇在书中坦率地说，“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

文官们反对万历和御马监的宦官操练却无法阻止万历，申时行就以皇帝的安全质问宦官谁能负责，宦官积极性消退，皇帝没有兴致，操练自然取消。朝廷的税制不合理，一些地主就仿效贫穷的自耕农，也不纳粮，当县官拘押为纳粮的人拷打，他们就雇佣乞丐替自己挨打。宦官江彬从虎口中救下正德皇帝，从此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可是正德皇帝病死，他却落得千刀万剐的凌迟酷刑的下场。正德皇帝不受约束，拥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的做派却深深地伤害了大明王朝的体制。戚继光委曲求全，在朝廷蔑视武人的环境下，真抓实干、建功立业，保卫国家安全，最后却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朝廷号召道德，海瑞最讲道德了，可他却成为他人眼中迂腐落拓、冥顽不灵、钻牛角尖的代表。辽东巡抚征讨建州酋长失败，认为是部下开原道参政不服从命令，于是上奏折参劾他，可是参政得到京中监察官的同情、巡抚反而被监察官参劾。京官既然收取开原道参政的贿赂就要保护他周全，道义上也算收人钱财与人消灾。申时行理解了帝国统治的精髓乃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道德，自己做了多年首辅依然得以全身而退，可是在他和事老的调停下，建州酋长努尔哈赤的势力一步步壮大，多年后终于灭亡了明朝。那些指斥他人改变现状、触动自己利益的人们，他们想不到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暴行，承受者都是他们以及亲友的后代。

禁锢的思维带来森严的秩序，帝国的很多争执都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是制度，这是所有人团结、合作、奋斗、梦想的大前提。没有健康的制度，最后不免一切落空。反人性的制度下到处都是墙，阻断信息流通，逼迫人们以邪魔外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大臣只有拉帮结派才能存活下去，所有人都学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有审计我有会计等做法。纵观历数明朝的那些人、那些事，哪个人是笨蛋？可是人们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在切身的微小格局下有赢有输，在看似事不关己的制度格局下每个人都是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