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是不世出的宅男，几十年不朝不庙不见不郊不批不上班。对于官员的辞职风潮，“六不皇帝”有六世达赖嘉措的风范：你辞，或者不辞，地球还在那里，不停不息……

文/张发财

我家有个传统，最高领导从不干活，事情全由低端人口辛辛苦苦干。这没什么，关键是出现失误，无论肇事者是谁，最后必定是低端人口背黑锅。最初家里的低端人口是我爹，继而是我，现在的锅三代是小弩。小家伙忍辱负重了几年，最近起义了：“都lai我，全lai我，啥事都懒我！”这个四年级的半文盲错别字、拼音一起上，磕磕巴巴写了封辞职信，没等我批示，跑北京她姑姑家去了。

历史是惊人相似的。万历皇帝的行径与我家最高领导人如出一辙，从不干活，做事的官员也确实像小弩一样备受同僚谩骂、攻击。众所周知，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像薯片一碰即碎，由是诞生了史上最古怪的辞职风潮。《神宗实录》载：“三十七年九月癸卯，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三十九年十月丁卯，户部尚书赵世卿拜疏自去；四十年九月庚戌，李廷机拜疏自去；四十一年七月甲子，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拜疏自去；九月庚辰，吏部尚书赵焕拜疏自去；四十二年八月甲午，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拜疏自去……”古代官员没有身心自由，一入官场便是皇家的私产，辞表要呈给皇帝批准才能生效。而“拜疏自去”即留下辞职信不等批示便离职而去，这个做法过于大逆不道。然而，这些官员无一被追责惩戒，自罚三杯都没有。

妇孺皆知，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不世出的宅男，对政事不管不问，几十年不朝不庙不见不郊不批不上班。对于官员的辞职风潮，“六不皇帝”更有六世达赖嘉措的风范：我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辞，或者不辞，地球还在那里，不停不息……

其中最具观赏性的是礼部尚书李廷机的拜疏自去。某些士大夫有个毛病，认为自己要做到“居其位则谋其政”“有耻且格”，但在万历朝这个古怪的公司，一切抱负和理想都不能实现，于是“在公序良俗和政治道德约束之下，不恋怀禄挂冠而去，这被视为一种君子担当”。李廷机这一辞，辞出了一个史上之最—中国历史上最多辞职信的作者诞生了。

李廷机数年前便申请辞职。他是个讲规矩并有些强迫症的官员，认为必须得到皇帝批准方可离职。然而，万历每天潜水于后宫，拉黑下属，一切信息概不回复。李廷机很有韧性，一封不回，再来一封。孰料万历的邮箱其实是碎纸箱，所投辞职信无一幸免。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将北京的房子卖掉，“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庙”。李廷机在庙里一住就是几年。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里说李廷机有失眠症—“筋浮睛露，永日不思睡”，于是，李廷机不分昼夜地创作辞职信。

李廷机的执着是无与伦比的。拜疏自去的官员赵世卿、孙玮、孙慎行等人也写过多次辞职信：“慎行遂四疏乞归。”“世卿遂杜门乞去。章复十余上，不报。”“玮以失职，求去益力，疏十余上。”但他们都耐力不足，十几个回合下来便心灰意懒一走了之。（万幸是明朝，若东北人做皇上的清朝，写第一封信命就没了—“来信砍”嘛。）异类李廷机则电力十足，“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余上，乃陛辞出都待命”。笔者换算了一下不禁哑然失笑，5年写了120多封辞职信，每半个月一期，最适合他的职业不是当官，是做杂志撰稿人。当然，最后他还是得拜疏自去—李先生写的东西除了自己，一个读者都没有。

万历四十年（1612）九月，职业辞职者终于步同僚后尘，选择了停机，不再与领导联系，一走了之。气得肚子鼓鼓的李先生像一只青蛙，也不知道会不会给万历寄明信片。恰在此时，万历忽然开机，想起李先生。但李先生已经人在外地，“言廷机已行，不可再挽”。

李先生辞职后的生活不错。《泉州人名录》说他回乡后，将积蓄的官俸在安溪购置五百亩“义田”，以其租谷收入赡养“屡贫不能朝夕食”的族人；又重新修建了地方文庙，兴办义学。助人为乐，幸福永远，这一点和我家那个辞职出走的小弩不同。弩到北京之后，她姑姑说：“欢迎来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传统：最高领导从不干活，事情全由低端人口辛辛苦苦干……”

原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