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月，日本趁着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反对“二十一条”，全国各地掀起了形式各样的反抗运动。

3月27日，上海某洋行翻译马佐臣投函《字林西报》，提出储金救国之议，救国储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马佐臣指出，中国当今形势万分危急，作为国民一分子应尽自己义务。他提议每个人捐献资金作为救国捐，支持政府对日谈判。如果谈判破裂，中日开战，这笔款项可以用来购置军备。如果交涉和平了结，此款也可用来创办军事或民用工业，增强国家实力。他强调储金与募捐不同，主张这项储金存于银行机构，“届时能凑齐5000万元，或提交政府使用，或创办实业，要发给储金人军需公债票或者股单；如果用来创办实业，储金人有监督权；如果不能达到5000万元，允许个人领回，银行要付给一定利息”。

储金救国之议迅速得到社会舆论支持。《字林西报》刊载马氏提议后，沪地各报纷纷予以转载。为支持这项运动，《申报》馆郑重声明:“如有赞成者致函本馆可也”。储金救国提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个人团体纷纷投函报馆以示赞同。

4月1日《申报》刊载来函5件，2日57件，3日77件，4日115件，5日133件。民众参与热情可见一斑。

在马佐臣努力下，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宣告成立。通讯处成立后，立即就组织方法及进行手续等事项进行商讨，并声明通讯处只收信件，不收款项，以免滋生流弊。同时规定：办事人员均尽义务，房金、伙食费也由发起人承担，并不另筹。

筹备办事处同时，马佐臣致函沪地素著名望的绅商，请他们出面列名发起义举。以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虞洽卿为首的绅商、银行家，立即应允出面主持救国储金一事。

4月7日，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开会，组建运动领导机构。会议选举虞洽卿为临时主席。会议承诺事务所日常经费由到会30人先认定洋2000元，以后也由办事诸人员负担。

储金之议提出后，马佐臣即与沪地银行协商存储方法，上海分行按规定将此事汇报北京总行进行请示。4月6日总行允许储金存入上海分行。

上海发起这场运动后，外埠函电纷至沓来，表示赞同，“各省闻风继起”。4月8日，天津总商会率先响应，成立储金会分事务所。4月9日中国银行开始收受储金，广大民众争先前往储款，是日共收储金19219元。

救国储金运动兴起后，各地出现了许多引人泪下的感人事迹。江苏省立五中三十多位学生率先响应，说我们也是国民一分子，怎可不尽此义务，各捐银币一枚，交给教师作为救国储金，请他们代为送至救国储金事务所。江苏无锡永泰丝厂一名女工，将自己历年所积之资，悉交中国银行。福州一名年仅11岁的少年，自带扑满（储蓄罐）至中国银行，兑得10元，存储而去。孤儿院孤儿也节省膳费，每餐只进稀粥1碗，以节余所得，作救国储金。徐州睢宁县各界救国储金大会上，一位退伍军人，除将所有家产全部捐献外，井声泪俱下地登台演说，最后举刀自刎，留下一纸血书，激励国民。

本文作者：大众日报（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