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局外虚骄症”，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卖国”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谈误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什么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九一八”之后，《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

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我很佩服这句话。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而不能像那些不负实际责任的局外人一样，为逞一时的意气，拿国脉民命作赌注。

袁世凯称帝，为其败笔。因为称帝，结果搞的自己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但当年袁世凯称的帝和中国2000余年来的帝并不是同一回事，袁世凯当年称帝是君主立宪制 ，而并非君主专制，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提到这点。有人认为：袁世凯以君主立宪为名.把自己置为皇帝.实际上是在背后操纵着整个政局.是一种虚伪的君主立宪.袁世凯此举是为了给自己称帝铺平道路，虽然按照袁世凯的为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毕竟还没有发生，历史不能靠假设来说服问题。况且袁世凯称帝，也不是他一人的错，袁世凯上台后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得到国内改革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支持，在国际上也赢得了西方各国的普遍称赞，这使袁世凯认为自己功高盖世。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竭力从各方面促成，众人的违心吹捧，都是造成其称帝的原因。

袁世凯有错误，但人无完人，其错误有其个人原因，也有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毛泽东也有错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细观其一生，其错误不小，但其功绩也很大！我甚至可以说，可叹袁世凯50多岁就英年早逝，否则，中国有可能从他手中富强振兴！袁世凯有操莽之才，其为官时有突出的政绩，其谋略深远、奇计迭出，可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称其为枭雄、谋略家，称其为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也并不过分。

袁世凯英年早逝乃是一大憾事，而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群龙无首、派系林立，缺乏组织和纪律观念，山头主义和派系思想严重，手下将领中没有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之人，多是草头王、目光短浅，各派系实力相当、各自为政，谁也不服气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搞内部争斗、各自依赖某一帝国主义列强、割据混战、分崩离析，而且后继无人，直至最后销声匿迹，北洋兵军纪涣散、烧杀抢掠，令当时的老百姓闻“丘八”（“兵”的别称）而色变。则是另一大憾事。可能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英年早逝，所以对自己的后事缺乏充分的安排。而且袁世凯虽然终生爱惜人才、求贤若渴，但在他手下并没有真正能够高瞻远瞩、统驭大局的人才。

袁死后北洋集团没有了可以驾驭全局、统帅各方、目光深远、老成持重、实力硬朗的“领导核心”，而且没有后继的人才。这是导致北洋集团分裂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袁的目光比较短浅，其不如邓公，更不如华盛顿。当时北洋集团实际上已经“藩镇割据”。而后来的国民党集团、共产党集团则在前任离职后都有新的领导核心产生，并且后继有人。袁世凯的权力欲太强，一心想称帝，假如当时袁世凯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欲而甘愿让贤、有民主作风，建立起类似于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早就富强起来了、早就长治久安了。至于后来袁世凯得到“窃国大盗”等罪名，也与其北洋集团后继无人有很大关系，如果后来的历任统治者都是他的徒子徒孙，那么袁世凯得到的可能就是“伟大领袖”、“中国的华盛顿”之类的美誉。

我个人认为，袁世凯终生所犯的最大错误，不是卖国、也不是出卖维新派、也不是弄权、也不是称帝，而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当时的国内国际有利条件，建立起类似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社会。美国建国后逐步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社会后，其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实力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使美国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国家长治久安，一直持续到如今而不衰。假如中国在当时如果能够确立起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社会，那么可以想见中国排除了武力割据称雄的局面，创造了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的有利环境，民智得到开启，那么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实力也会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可以迅速崛起。

1912-1921年期间，也就是袁世凯和以徐世昌、段祺瑞、徐树峥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以皖系军阀为核心）当政时期，中国民族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被经济史家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方面固然与帝国主义列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有关，但另一方面与袁世凯和当时的北洋军阀重视发展民族经济有很重要的关系。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否认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中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作用，我认为是有失偏颇、有失公允的。对于袁世凯、徐世昌，人们几乎找不出他们反对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言行，相反地，看到的均为支持、扶助、奖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