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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鲁迅，有人说，他是几十年来中国学生最痛恨的历史人物前三，是学校教室墙壁上的刷屏之王，是语文课本里永远的戏霸，是各种书店里的镇店之宝。

还有人说，他是所有政治领袖各类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之一，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新文学一百多年来的头号扛把子。

同时，他还是中国媒体的话题之王，中国文化影视学术界的超级IP，靠骂他出名的人排成串，而靠研究他吃饭的有2万人之多。

这部，最近有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就被很多微信公号转载刷屏了，题目是《认识一位平面设计师，名为鲁迅》，说的是曾经当过医生，后来又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在每一个领域，他都掷地有声，可是历史的铜镜一转，他在设计、鉴赏领域，亦有建树。

像陈丹青所言，“在过去百年的文艺家中，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却通达历史，从来不相信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大才华是融汇贯通的，故而能无往不利，说的便是像鲁迅这样的人吧。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纪念，我们不妨也一起来说一说鲁迅吧。

先从他人生中所面临的那个十字路口说起。

十字路口

文丨林贤治

选自《反抗者鲁迅》一书

丧父之后的鲁迅，艰难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边缘人”。母亲在家徒四壁、生计几乎无法维持的情况下，仍然让他读书，希望他继续走科举的道路。但是，两次变故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使他对于“正路，，充满厌恶和畏惧。而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嗣子，除此又能做什么呢？当地读书人最常见的两条出路是做幕友或是做商人，其实是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这是他所不愿为的。然而，他已自觉长大成人，总不至于像家族中的其他子弟那样，自甘堕落为游手好闲者，甚至“破脚骨”；自然也不会抛舍文字，去做那类虽则自食其力却如牛马般惨苦、麻木而忍从的劳动者。他处在社会和家族的双重胁迫之中。《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说在这样的时候，居然还有流言说他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使他觉得真如犯罪一般。于是，他决计出走。“但是，哪里去呢？”文章回忆道，“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一个变动的时代为个人出路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新契机。

物极必反。清政府统治中国二百余年，最后一样跳不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改革势在必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部压力——从洋枪到洋货——加速了这种来源于统治集团内部旨在苟延残喘的变革。从戊戌政变可以看到，即使反动如西太后，血洗了一个政改班子，却仍然得以以改革家的姿态亮相，可知到了世纪末，历史的时针已经无法逆转。虽然，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迟迟不见实行，但是，在教育制度以及言论出版方面，则相对宽松许多。这些末代统治者，比起大兴文字狱的先祖来，并不晓得意识形态的厉害。这种无知，正好使整个社会受益。这时，中西学堂出现了，洋学堂出现了，《知新报》和别的报纸以及一些翻译的洋书也都相继出现。陌生的世界成了一种诱惑。长期遭到禁锢的大脑，从此开始变得活跃起来。

在绍兴，鲁迅同样可以看到《知新报》、《点石斋画报》、英人傅兰雅编著的《格致新编》等新颖的读物。可以想象，现代科学知识和各种文化信息给他带来怎样的骚动。这同他选择洋学堂的道路，即所谓“把灵魂卖给鬼子”是有联系的。当然，他先后入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不用交付学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他没有退路。他太需要自立了。

水师学堂的官办色彩相当浓厚，到处乌烟瘴气。而鲁迅的观念也不见得很明澈。在此期间，他曾经同周作人一起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行为本身是倒退的。幸而，这种歧路彷徨的阶段很快终结了。

一所新型的学校拯救了他，在矿路学堂里，虽然学的汉文还不脱老八股，但毕竟有了不少新科目：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以及德语。特别是地质学和矿物学，对鲁迅来说，是十分刺激的。整个课堂设置是西式的，连教科书也用洋书。第二年，总办换成新党人物以后，学校的空气便变得更加活跃了，鲁迅有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新党出现的情形：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

这时，看新书的风气在学校流行起来。鲁迅怀着急迫而兴奋的心情，阅读了严复编译的《天演论》。该书原属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译者将导论及本论译出，其实相当于改写，结合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实行人治，同归于天演”的思想，外加按语，独出机杼地作了革命性的阐释。其中，着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为国人撞响救亡图存的警钟。

《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随即在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荡。鲁迅深受达尔文学说的影响，危机感、斗争、科学和进步，从此成为一生中的基本信念，即使后来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学说，对此也不曾有所动摇。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一面加速陆沉，一面奋力崛起。义和团运动以一种畸形的集体性行为，试图依凭传统的单向方式，解决帝国列强势力所强加的殖民困境。这种民气，很快随同圆明园的大火一起湮灭了。救亡的重任，自然落到蜕变的封建士人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深明所属的两难处境，因此深知，必须承受难堪的历史屈辱，向强大的敌手学习生存。由于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迅猛发展，尤其接受了庚子赔款的教训，中国朝野上下，都把它看作学习西方的最切近的跳板。1896年，清政府派遣13名学生留学日本；至1906年，十年问在日的留学生总数共达12000人，形成一股留日的狂潮。

鲁迅正是在这一潮流之中，作为官费生，由学校选派到日本去的。此间是1902年。

上面这篇文章选自林贤治“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中的《反抗者鲁迅》一书。

“反抗者”这个词似乎很是值得玩味。“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指出，发端于19世纪文明的新精神，实质是一种反抗精神。而林贤治则把鲁迅定位为了一个“反抗者”的角色：与兄弟决裂、与政制斗争、与文友论战。

国内研究鲁迅的人很多，林贤治是其中的一位，《反抗者鲁迅》是“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书籍中最为生动并富有趣味的一部，为读者直观形象地了解与还原鲁迅一生提供了参考。接下来，我们不妨借一篇《反抗者鲁迅》的书评，一起来看看鲁迅的“反抗者”形象吧。

“中国那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文丨潘玥婷

《反抗者鲁迅》无疑是一本打破了传统鲁迅传记模式的书，当林贤治“遭遇”鲁迅，鲁迅便成为了他“一个人的鲁迅”。

林贤治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为灵魂，讲述鲁迅的人生哲学——绝望反抗。该书之所以能够打破传统鲁迅传记模式，与作者同鲁迅拉扯出的恰好的时代距离有关，也与他对鲁迅几近景仰的解读态度密不可分。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鲁迅传记不同，林贤治对于鲁迅的独立精神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并且希望将这种“立人”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因此他用一种由自己的调查研究而生发出来的理解，描摹出一个爱憎分明、勇于反抗的鲜活的鲁迅，而非官方宣传语境下的具有革命思想的文学家。

《反抗者鲁迅》从“反抗”意识出发，沿着鲁迅生活的时间纵轴，结合鲁迅的文学和革命作为，涉及事业、交友、爱情、家庭等多个方面，对鲁迅的一生进行了解读。从童年时期家道中衰带来的深沉而丰富的苦难体验，到青年留日民族自尊心受损的沉重枷锁，这些同时具有着升腾与坠落力量的痛苦无一不是鲁迅走向反抗觉醒道路的重要原因。面对“革命文学家”的围攻，他坚持自己的文学立场不妥协，与文友论战；“左联”时期，鲁迅虽加入这一联盟，但在思想上并未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的批判性立场，与政治斗争。“反抗”是他的使命，也成为了他的灵魂。

《反抗者鲁迅》属于“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也的的确确地属于一个人——林贤治。这是一部个性化解读特点鲜明的作品，饱含他个人的情感倾斜，文字锋锐的集中，亦如鲁迅极具穿透力的深邃目光，在渴望、探索、崇高的流动风暴中直指对生命的思考。有人说林贤治笔下的鲁迅过于完美，而他却坚守着“一个人的鲁迅”。“别人读鲁迅是观念里的鲁迅，是书本上的鲁迅，我读鲁迅是生活中的鲁迅。在我的生活道路上，多一个鲁迅与少一个鲁迅，对我大不一样。”林贤治如是说。诚然，于林贤治而言，鲁迅是如此的特别。他曾经在《一个人的爱与死》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惊恐、焦虑、屈辱和苦痛笼罩了每一天，谁能给我慰藉？教我走人生的长途？我得以在焚余的书堆中认识那个叫鲁迅的人。”由此可见，鲁迅之于林贤治正如黑暗中的一束强光，给予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反抗者鲁迅》就好似描写一个精神世界的挚友。因而林贤治展现的鲁迅是他的鲁迅，他“一个人的鲁迅”——将集体意识中的鲁迅解放出来，在突破传统鲁迅传记内容的基础上展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反抗者。

本书对于鲁迅这一反抗者的展现，正如书的封皮那般——芸芸众生之中，一个带着绝望又随时准备在绝望里反抗的眼神的鲁迅在人群中卓然独立。站在这一个脱离了凡俗的高度上，鲁迅看到了国民的劣根性，看到了中国寂寞的灵魂，看到了万难毁灭的铁屋子里的希望。他的独立精神的显现，从客观上来说也正是有了下面这群密密麻麻、着装相似、带有某种符号性的“人”的衬托。在《反抗者鲁迅》中，林贤治利用对鲁迅周围人物的人格审视来凸现鲁迅独立的精神人格。这些审视包括对茅盾、胡适、周扬、徐懋庸等文人的审视。其中，林贤治用几近严酷的眼光对周扬和鲁迅的关系层层剥皮，认识到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精神实质的不同。鲁迅追求的是“立人”精神，即人个体的自由精神。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主，希望建立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而鲁迅在与周扬接触中发现了对方的奴隶主作风，尤其在周扬把持“左联”后，这也就形成了鲁迅后期与组织的矛盾冲突。林贤治还将鲁迅与胡适进行对比，认为他俩也分别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而鲁迅是体制外的，站在学生一边的鲁迅追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哪一个方面，他都要反抗。

众人皆醉我独醒，而醒着的人是痛苦的。反抗与批判的道路注定是离浮躁扰攘的集体越来越远的道路，是一条鲜有人理解的道路，孤独的荒草却沿路肆意蔓延。林贤治该书的可贵还在于所描摹的反抗者鲁迅并非无坚不摧、百毒难侵，而是一个真实鲜活，在面对爱情与家庭时亦有柔情，在面对不被理解的孤独时亦有所惑的鲁迅。同时，该书还指出鲁迅的反抗是一种处在各种矛盾张力下的绝望反抗，峻切而激烈，但又绝非暴虎冯河之勇。笔者以为，使鲁迅能够卓然独立于众多文人学者的正是他在反抗过程中时刻保持的批判性眼光。他对世界的批判，同时也包括了他自己。鲁迅在对他人的审视中也严格地剖析自己，他把连同自己在内的启蒙思想者看成“中间物”，他认识到自己身上中的古人的“毒”，因此并不曾将自己当作范本，而是视作桥梁。

因为站得高，所以能够望得远，反抗者鲁迅的眼里不仅是过去和现在，还有“将来”。他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强调：“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度日，合理的做人。”此时的反抗也许终究形成不了当世的大变，那么心怀着的下一代的幸福便成为了反抗的深远意义。1931年，包括丁玲、柔石在内的许多“左联”作家被害，鲁迅悲愤不已。两年后犹未释怀的他写道：“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在说起他们的时候的……”正是为了这“将来”，鲁迅在压迫中奋起抵抗。他对于“将来”和“将来的人”的期待，不仅体现了深邃的目光，更反映了他反抗的意义，而这，恰恰也正是林贤治书写反抗者的目的所在。

鲁迅说过：“中国那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于是，他成为了那个站出来的人。林贤治用反抗者的姿态去诠释鲁迅的一生和他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是他发出的急迫的道德呼唤。反抗者的姿态对于唤醒如今趋炎附势的社会环境下的正义感和独立精神是何等重要，林贤治想要在书中体现和呼唤的道德，正是鲁迅希望“将来的人”能够明白的一种反抗和叛逆的道德，是个人独立和自由的道德，是追求人的平等和爱的道德。

将来的人，你是否能听到，那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发出的“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的呐喊？！

《反抗者鲁迅》是鲁迅先生的传纪，从“出生地”一直写到“仆倒”，从三味书屋的少年到至死“一个都不宽恕”的固执老头。作者林贤治细腻、人文的文笔，呈现一个热血又文艺的鲁迅。是真正读懂、读透鲁迅的一本书。在这部传记中，不仅倾注着林贤治对鲁迅作品的深刻理解，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对鲁迅的思想与人格作出精彩而独特的分析与见解。

《鲁迅的最后十年》中不仅展现出鲁迅作为思想家，作为知识分子与专制集权的斗争，与各大派别的论战的斗士形象，也赋予了鲁迅思想的历史超越性，在一些细节上与《反抗者鲁迅》形成补证。

《一个人的爱与死》里的鲁迅，是一个叛逆者、复仇的战士、举火把的人、乡土诗人、守夜者、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从无爱的人间走来的人，一个向坟的过客，一个背负了巨大的虚无，却执着地挑战死亡的人”。林贤治用札记、片断、回信、问答等灵活的形式，将内心的鲁迅和盘托出，是系列中最具个人性的一本。

《鲁迅思想录》基本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选取了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群众、青年、斗争、宽容等二十多个主题关键词，大体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每条语录注明了篇名、文集名、全集名及页码，并配以注释，便于读者快速查阅。如此编排，极为适合互联网思维下的阅读习惯。

郁达夫曾在论及鲁迅的伟大时说，“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退一步讲，要了解鲁迅的全面价值，读《鲁迅全集》当然是正途，如果要走一条捷径，“一个人的鲁迅”系列不失为一个明智选项。尽管林贤治有言在先，他说阅读鲁迅是纯个人的、无法复制、也无法置换的个人经验，他无意于劝诱他人阅读鲁迅……但是，作为一种阅读和研究鲁迅的他者经验，何尝不是引诱呢？

本文作者：广西师大出版社（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