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秋导读：朱元璋以布衣起事，驱除蒙古，光复汉家江山，有“自古得国最正”之誉，但是其废除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宰相制度，为明朝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以后明朝的一系列失误，总根源都在这于此。

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设丞相”。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两千年的宰相制度宣告结束，也是从这一标志性事件开始，中国进入“黑暗政治”时代，政府的政治活动不再是公开的、透明的，不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随之而来警察社会开始不断加强，封闭、保守因素在国民性格中的断增加， 为中华民族的落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朱元璋通过农民大起义登上皇帝宝座，游方僧出身的朱元璋具有浓厚的小农意识，不仅不希望大权旁落，要独揽大权，小权也要一起揽，全国一切事务都要亲自过问，加之他生性好猜忌，对任何都不信任。废相前，朱元璋共任命过四名丞相。他们分别是徐达、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其中徐达因“数受命征讨，未尝专理省事。”他任职期间，在京时间不足两个月，因此得以善终。而其他三人均被朱元璋罪诛，期中固然胡惟庸专权的因素，但从整体来看，三位宰相的命运与朱元璋的性格弱点又密切关系。

废相之后的朱元璋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忙的皇帝，每天处理政务多达二百多件，他可以，朱棣也还可以，但是后世子孙，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实在无此能力和精力，自然就将此权利拱手给身边的宦官。于是，明代成为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太监帝国”也水到渠成了。

民国史学大家中傅斯年和钱穆学术观点分歧严重，一个主张用西方科学方法解读中国历史，希望用科学民主的现代理念解决中国的问题；一个倾向于传统，希望从传统的善政善制中找到救世良方。但是两人在朱元璋废相这个问题上看法却极其一致，傅斯年把明朝视为“中华第三帝国”，评价远远低于汉、唐；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现代和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朱元璋废相。

“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在朱元璋以前，中国皇权和相权分工明确，皇权主要是“祀”，皇帝称为天子，是代表百姓和天地（上帝）沟通的，相权主要是“戎”，即行政和军事。后来丞相的军事权利，分由大将军负责，丞相则成为政府的首脑。这种分工看似封建，其实和现代政府制度的立意极其相似，皇帝就相当于党委，丞相就相当于总理，只是皇权是终身制、继承制，相权可以随时更换。

宰相制和现代的责任内阁一样，干得不好或是出了问题，负责的宰相下台后，换个人，换个政策，国家机器可以继续工作。但是，自从朱元璋废除宰相以后，内阁只是皇帝私人秘书，不过是五品小官，所有的政策必须以皇帝的名义实行（宰相制时以政府的名义实行），出了问题，自然无法替皇帝负责。皇帝是天赋神权，是不可能错误或下台的，于是政府的错误成了无法正面面对的问题，于是就把责任推给了具体办事的官员，官员普遍没有安全感只有两条路，一是相互结党，寻找更大的官员当靠山；二是大官通过投靠太监，寻求皇帝的信任和帮助。

后世公认，明朝衰败、灭亡的两大弊政：一是太监干政，二是言官纷起，党争不断。内阁责任大，权力小，所有问题都要等皇帝批示，皇帝不愿意管，或者管不过来，就安排太监代劳；而且内阁又没有人事任免权，人都不是自己选的，支持现行政策的不能用，反对现行政策的不能免，政策怎么推行？以致于张居正这种重臣能吏，都要和太监穿一条裤子。批评皇权不敢，批评相权也要负责任，但是批评办事官员，说对了可以博得名声人望，说错了也不用负责任，这又给了政敌和言官以攻击的口实，于是党争、太监专权两大问题，愈演愈烈，终至朝廷地无人办事，无人说实话，国家大势终 至不可收拾。

清承明制，虽然没有太监专权，但是满州贵族代替了太监，和皇帝结成了一种无须监督，政府无权干涉的政治生态，一切全看皇帝一人的好恶，中国进入了“警察社会”，言论管制，思想压制，社会上死气沉沉，终至全面落后于西方。

有人可能说皇权一样可以承担负责，崇祯不是屡次下罪己诏吗？其实政府的责任和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宰相、内阁承担责任，结果是下台，可是皇帝呢？即使他说自己错了，他会下台吗？他会改变政策吗？谁去监督他？一切都得不到保证，这怎么能 叫负责？

制度和人，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虽说是见仁见智，但是大致是人好，只能保证一时，制度好，可以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