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开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东方出版社。

如何保权固位是各级官僚们的着眼点，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思想，成为清廷各级官僚之间调节彼此关系的一个重要信条。因此，互相关照，彼此利用，官官相护之风，充弥于清王朝官场的各个角落。道光五年十二月，道光帝有感于山西阎思虎案和浙江德清县之案，虽经年累月而未能成信谳一事，专谕内阁，斥责大小官员“官官相护，罔顾天良，罔尽心力，只知窃禄肥家，置民瘼于弗问”，各地的总督、巡抚等封建疆大吏，虽“受国厚恩，身膺重寄”，但却“或模棱取巧，或阿附同和，误国殃民”，而其他外任州县等官，则是“养尊处优，不肯殚尽心力”。

道光帝原本对内外大臣均抱有极大的希望，视其为股肱之臣，官僚骨干，故每有封疆大吏外放或简擢大臣，必要激励一番，“朕得人之难，汝自知之，勉益加勉”“朕实有厚望焉”“汝初膺重任，当如何振作，报国安民，朕拭目以待”等，企冀各级大吏能一秉大公，“视国事如家事，以民心为己心”，正己率属，大小相维以挽颓风，俾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

我们通过道光三年五月二十八（1823年7月6日），道光帝在云贵总督明山谢恩折上的朱批可见一斑。该朱批为“知道了。朕思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况两司责任綦重，若稍不胜任，难资治理。现任云南藩司史谱，朕看其学品尚属去得，但阅历未久，才具操守若何，尚未深知。臬司吴廷琛，才具似可，其品行操守办事是否实心，尚应留心察看。卿等皆受国厚恩，畀以边疆重任，必当破除一切情面，据实秉公，以甄别属员为先务，方为不负委任。以上两司，务要随时访察，如有不妥，即行密奏，断不可令其有误公事。若心存系朕特擢之人，不肯谁何，则与朕用人之苦衷大相刺缪矣。志之！密之。”

每遇地方发生重大案件，道光帝亦往往要谕令督抚或钦差大臣前往查办，以期避免地方势力的干扰，务使案件水落石出，得以据实秉公处理。

但是，令人不解或令人气愤的是，这些重臣大僚们并不愿因此得罪他人，往往是于“查办之事，大半融化消弭，竟未有水落石出，大快舆论者”。时人揭露说，当时地方“督抚之积习曰回护，钦差之积习曰调停”。地方督抚“每遇发交之案，授意承审之员，先思开脱之方，次讲弭缝之术”。弥缝之后，“恐科道之复言，则以风闻有故，释其妄劾之惭；恐原告翻控，则以怀疑有因，免其反坐之罪”。各级官员对此不以为耻，反而美其名曰，此系“体恤属员”，“护持大局”的大度胸襟。而其真正的目的，则是“务使台垣知弹劾之无功而白简不复施，绅民知京控之徒劳而奔诉不复见”。道光帝亦不得不承认：“外省积习，上下通同一气，无论寻常事件，颠倒是非，即钦交案件，亦任意拖延通融消化，地方以幸免为常，上官以无事为福。”

既然地方大吏如此的枉法徇庇属员，道光帝只得从京内另派钦差。而这些钦差大臣更是久历官场，熟于世故，深于阅历，虽为极品人臣，权重位崇，但亦忌讳“喜事之名”“深刻之谤”，恐招怨尤。况且地方督抚，多为其世交故旧，或为同年之友等，平时即过从甚密，因而这些钦差大臣于奉命出京办案之日，即“已存一苟可塞责，不欲深求之见”。俟其到达省城后，地方官又百般阿谀奉迎，更属情面难却，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设法调停，“诸大臣驱驰千里作和事佬”。凡“事有数款，则洗刷其重者而留其最轻者；事止（只）一端，则掩没其真者而留其疑似者，使被劾者虽挂吏议而不致大伤；入告者虽成子虚而不致相激。历来奉简书者，以是为万全之策”。或者干脆将被劾数事全行开脱，轻描淡写地以失察家人作奸犯科之罪塞责上闻，语涉欺蒙，类多两可之词。

例如广东某一案件，本来一公正知府即可了结，但因各官互相徇庇，道光帝不得不“发钦差至三次矣”，颇有“大廷之上无一可恃之人，章奏之来无一可信之语”。的严重状况。如若偶遇一二位肯于认真查办的钦差大员，则必须面对诸如上司徇庇属员，同官相为隐饰，朝廷内多有奥援的复杂关系网。该查办大员往往或是望网兴叹，无可奈何；或是仍蹈官官相护痼习，随波逐流，沆瀣一气，甚或是忧愤身殉。

1827年（道光七年），身为从二品的布政使王惟，奉命前赴浙江查办勒毙人命案，面对“大小各员通同一气，牢不可破”的官场关系网，竟然无可如何，忧愤交加，情急自缢身死。对于如此重大事件，道光帝亦只能是愤愤然地训诫臣工曰：“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攸司。若外省事件动烦派员查办，不特无此政体，又安用尔督抚耶？嗣后各直省大吏，务当激发天良，不避嫌怨，于属员之贤否，认真访查，一有贪劣款迹，立即指参，重治其罪。

其实，清廷官场中上下欺蒙早已有之。嘉庆朝时人洪亮吉即曾洞若观火般地明确指出，“今日之州县，其罪有三”，其中之一即是“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道府，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

尽管道光帝再三再四地训诫大小臣工称，“不可托诸空言，务要还朕一实字”“断不可回护前言，总要还朕一实字”。“特降旨密询，总要还朕一实字”。但清廷各级官员不但不能给其一个“实”字，反而是多以“欺”字相还。

1842年，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上奏揭露说：“国家之忧，未有所底也。窃谓欺之一字，非徒海疆诸臣蹈之，即中外大小诸臣皆蹈之。”朝廷诸臣由于爵禄之念重，尽昧天良，工于揣摩趋避之计。或是明知“事有不可”，但却不肯论陈，“惟皇上之意旨是从”；或是“事有众议以为当行，而不便于诸臣之私，则阳托补救，阴持两端”；或是“办理事件，预存模棱将就”之念。更为严重的是，如若“皇上不知其欺，彼尚不敢遽肆。若已明知其欺，犹令勉强任事，则彼且以欺为得计，又将何所不至哉”。面对清廷中这一上下欺蒙的腐败状况，道光帝亦只能是再次颇为无奈而伤感地慨叹：“朕以重任托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