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慈禧太后都是以一个保守的负面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实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中国当时出现了两次大变化，一次是洋务运动，另一次就是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为什么反对戊戌变法却要推行新政呢？

首先，我们应该先排除对慈禧太后的偏见，要明白慈禧支持改革并不是一件匪夷所思或者欲求拖延的事。

慈禧太后是清朝的统治者，她与清朝是一荣俱荣的关系，若清朝继续衰颓，最大的责任担负者和利益受损者就是她，所以，一切有利于满清江山延续的做法，慈禧太后都没有理由反对，只是，她无法忍受权力的下移。

真实的慈禧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冥顽不灵，无论是支持洋务运动、收复新疆、阻止戊戌变法还是支持清末新政，慈禧太后都是出于对满清和皇族负责而作出的决定，在她眼中，有大清而无中国，皇权即大清，自己即皇权。基于此，反对戊戌变法的慈禧在辛丑后支持新政这个看似奇怪的转变就比较好解释了。

慈禧太后

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就曾对光绪皇帝说过：“变法乃素志，凡以图富强也”。可见，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只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慈禧会有所顾忌。戊戌年，康梁的变法其实并不算明智，因为他们所领导的变法在方式上和程度上都有些不合时宜。

重病需缓药，变法不是一件热血的事情，而康有为却称“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三年就让大清这艘千疮百孔的航船转向，实在是痴人说梦。在这种狂热情绪的支配下，“皇帝下了太多的诏令，在短期内要求各局中冗员，一律裁汰净尽，引起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更甚者，戊戌变法在没有任何征兆和预留的前提下让八股取士戛然而止，以至“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

维新派

可见，向下推行变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若不顾臣民情绪，强制推行，恐怕清朝将被自己人推入混乱。皇帝正在兴头上，自然理会不到这些，臣工只好请太后出山拨乱反正。于是，“旧臣惶骇，内务府人皆环跪后前，谓上妄变祖法，请训政”。试想，在这种压力下，太后还能让戊戌变法继续推行吗？况且，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康有为“围园杀后”计划。这种变相的夺权慈禧当然要反对了。于私于公，慈禧都应该阻断变法。

辛丑以后，局势不再像戊戌年那般平缓和不成熟。

首先，八国联军进军紫禁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的确给了慈禧不小的打击。如此奇耻大辱之下，臣民都认为改革之举已经不能再拖，纷纷上书要求改革，比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就建议：若想遏制颓势，“认真改革才是最好的办法”。

《辛丑条约》签订

义和团让西方认识到中国老百姓体内所积聚的力量，绝不是可以顺从的，惹急了自己也讨不到好果子吃。此外，这时候革命党已经渐趋成熟，他们宣传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不可能转向的境地，这种情况下，政府也需要给臣民一个自己会做出变革的表态，以缓和革命情绪。因此从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就开始一段蜜月期，美国也搞了一个门户开放政策，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这是清末新政发起的一个外因。

再者，戊戌政变以后，朝廷下令：“嗣后大小臣工，当以康有为炯戒，立扶名教，共计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以挽回积习，渐渐臻上理。”也就是说，戊戌政变以后，朝廷还是将一些改革措施继续进行下去的，以至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新政已经有了一些政治上的铺垫。

慈禧太后

最重要的，这次新政在变革程度上与戊戌变法存在着天壤之别。康梁所引导的戊戌变法目的是将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必定会下移。而在新政中，慈禧太后要求必须“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之后预备立宪时期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中也有“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带”之语。所以，新政并不会触动皇权，这是慈禧能够支持新政最重要的原因。

由于角色的局限性，慈禧不可能超前地看清什么道路更加适合中国。在她眼中，亡大清和亡中国是一个意思，而纲纪崩坏、皇权下移就是亡大清。所以，皇权是她心中紧绷的一条弦，她能接受的只是在保证皇权的基础上对大清进行改革，以求富强。

清末新政历来为人们所忽视，实际上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肇基于清末新政，只是由于后来立宪的问题，清政府走向了偏差的方向，所以最终新政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清末新政还是很有意义。新政及其催生的预备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在改革上迈出的很难得的一步。毕竟，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改官制、修法律、兴实业、开言路这些举措，也至少让资政局、内阁这些机构有了形式上的存在。因此，我们似乎不能太过质疑慈禧推行新政的虔诚度，尽管其中有些迫于局势的意味，只能感叹她为之过晚，没能让新政的潜力充分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