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人可能不爱飞

18世纪末，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出使东方的大清帝国，由于彼时尚未摸清中国人的脾气，于是想当然的准备了各式各样很讨欧洲人喜欢的实验设备作为觐见礼物，其中热气球飘浮是精彩节目之一。

然而清朝官员自上而下的对于此类表演的漠视，让马戛尔尼先是吃惊，随后也看清了这个国家的某张底牌，他甚至妄下结论说，各地随时爆发的叛乱是这个国家内部所生高热病症的明显征兆，清朝可能会在他有生之年土崩瓦解。

换句话说，他认为中国人目空一切的狂躁（当然基础更在于庸腐），会在几十年内毁灭整个帝国。

当然，他猜错了，至少在时间上误差较大，马戛尔尼死于1806年，清政府亡于1912年，这期间差了一百年，凑巧的是，中国人开始注意到利用机械飞翔这件事，也比别人晚了差不多一百年时间。

这大概和我们的惯性思维有关。用奥托·弗雷德里希·波尔诺的话说，垂直方向是指土壤空间与大气空间这种不可能进入的半空间。而我们则更精通另外的方向，传说张骞曾乘着木筏，花了很长时间去追溯黄河的源头，并最终抵达昆仑山，也就是众神所在之地。反观西方人，心思直指蓝天，于是我们有了丝绸路，他们有了巴别塔。

02 男人一飞就开始瞎想

1904年，《月球殖民小说》由荒江钓叟执笔，开始在《绣像小说》上断断续续的连载，它描述了一个侠义之士李安武以及他的日本友人藤田玉太郎，为了帮助龙孟华寻找妻儿，一起搭上空中军舰在地球周边到处飞翔的冒险故事。在度过重重危机之后，他们终于发现龙孟华的儿子龙必大正在月球留学，几番努力，数艘宇宙飞船降落地球，父子团聚。

而此时，最值得注意的却是日本友人的心理，他仿佛在那先进、巨大的宇宙飞船上看到了自己的末日。

“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人，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都有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无穷倍的文明种类，渐渐地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

是啊，这便怎处？观点基本吻合于霍金那一派科技保守人士，应对方法也像，故事中的玉太郎从此躲进实验室，埋头研究更为先进的宇宙飞行器械。

倘若必有一战，怎能坐以待毙？这恐怕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太阳系范围内行星间文化交流与冲突问题”做出思考的人物。

03古人总是知道的太多

如果允许我把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仅限于地月之间，那么类似的奇闻就要早得多了。

在唐朝人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和年间，也就是公元827年至835年唐文宗李昂执政期间，有个叫郑仁本的读书人，故事就发生在他的表弟及其密友王秀才身上。此二人迷失于嵩山，遇到一名白衣人，自称来自月亮，是八万两千名施工队员之一，至于在抢修什么，他语焉未详，却道出了月球发光的秘密。

如果纯粹从故事的角度来评价，这确实不如晚清小说来得刺激，但是就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其想像力又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真是想出来的话）。据记载，人类最初用现代天文仪器观测月球是十七世纪的事，人所熟知的伽利略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并首次发现月球地貌有月坑和月海之分，而这本写于九世纪中叶的《酉阳杂俎》显然要早得多。

至于这其中奥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回到清末，看看另几位和飞翔有关的中国人。

04敢笑凡尔纳不科学

1900年之后，儒勒·凡尔纳的作品逐渐被引进中国，翻译者包括鲁迅、梁启超、包天笑以及商务印书馆等，不仅福泽了读书人，也启迪了当时独一无二的“科幻戏剧”形式，代表人物为洪炳文，他不仅用批判的科学眼光去看凡尔纳的作品——《环游月球》，已风行海内，只是乘炮弹飞翔一节欠妥，不知人身在炮弹中岂不闷杀？在炮中发出岂不热杀？飞行空中岂不震杀？——在连续三杀之后，他用同样认真的态度创作了自己的飞行设计图《电球游》和《月球游》。在这些戏剧中，作者阐述了对于宇宙飞行术的中国式构想：

“气球升空必有新法，能行欲至之方向。电气迅速，显其能力，可代用汽之舟车。行星之上有人物，或能往来。”

做此美好愿望的还有康有为和蔡元培，后者于190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新年梦》，文中详述，一个崭新的世界里铁路四通八达，语言将被统一，人类不再彼此相斗，改以自然为对手。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