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袁世凯对日签订的屈辱“二十一条”。无论教科书中还是80后一代人的记忆里，袁世凯都被认为是为了寻求日本支持称帝而主动签订“二十一条”的，因此，袁世凯常被称为“卖国贼”。

另外，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袁世凯在对日“二十一条”中固然饱含屈辱，但实在谈不上“卖国”。

19世纪末2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各国无暇东顾。日本正是看准这一时机，为了自身利益。公然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威胁北洋政府签署，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同时要求不得将此密约透露第三国，以防他国插手。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的密约后，袁氏愤怒地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当晚，袁世凯就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这些人的态度并不一致。此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祺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袁世凯转向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祺瑞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无奈，袁世凯最终先把和日方谈判。

为了能够给谈判赢得更多的时间，袁世凯尽量拖延谈判进程。袁氏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久就更换了外交总长——任命陆征祥取代孙宝琦。袁氏之所以这样做有两种考虑：一是新官上任要处理很多事情，会耗去很多时间，因此对日交涉肯定受影响。二是袁世凯认为陆征祥外交资历丰富，但不懂日语，因此会议进行时双方言词翻译可以耗去不少时间，进而起到拖延谈判的作用。

为了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时的筹码，袁世凯还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不同程度地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恶劣后果和性质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并利用报刊的传播在国内外形成反日风潮。

同时，也加紧寻求美英俄等国支持，其中美国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中日双方表明美国不打算放弃在华任何权益，也不要求中国接受别国侵犯它的主权的任何协议或条款。美国的态度让中方在谈判中态度趋于强硬。然而，一旦“二十一条”中有损美国利益的条款搁置后，美国的态度就完全扭转开始支持日本，5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驻中日两国之美使发出训电：“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由此，袁世凯想利用美国来牵制日本的希望落空了。

对英国支持的寻求也以失败告终，虽然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支持中国抗拒日本所提的要求，但是英国政府仅仅向日本外相加藤表态说：“若日本侵害英国权益，期望能与英国有所协商。”而加藤则根本不在乎英国的态度，以至英国公使朱尔典于5月8日对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

而俄国面对中国的求助，非但没有给与同情和支持，反而利用袁世凯在外交上竭力寻求帮助这一点，企图攫取更多的在华权益。俄国外交大臣在致东京大使和驻北京公使的信中说：“倘若中国政府满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势力范围内的要求，我们亦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使我们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和特惠。“

对此次外交失败，袁世凯也视为“奇耻大辱”，他告诫国人说：“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并签订条约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