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遂社 李美婷

如果依时间顺序，历史上的焚书，孔子第一，秦始皇第二，乾隆皇帝第三。依影响排序，秦始皇可坐第一把交椅，而且所受非议最大。依销毁的数量和产生的后果排序，则乾隆皇帝独占鳌头，独步今古。孔子焚书，因为系圣人所为，中国自古就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何况孔子乃是“大成至圣先师”，按国学大师钱穆的观点，“于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为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文化上的事，他是绝对权威。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至于秦始皇和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在那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代，皇帝想干甚就干甚！不要说烧书，就是杀人，又算得了什么？

先说孔子焚书。依郑板桥的说法，“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诗》三千篇，仅存三百一十篇，则二千六百九十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经”是什么？典籍是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什么？就怕孔子客观真实的记录事件，把他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世所谓春秋笔法，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是尊周的，“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所以，现在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难怪《五帝本纪》、《夏本纪》和《殷本纪》都简简单单，略而不详，原来很多原始资料，都被孔子烧掉了，这不能不说是文明史上的一大遗憾。如果较真的话，那可以说是从源头上摧残了文化的完整自足，破坏了文化的多元共存，使蓬蓬勃勃的生机受到扼杀，使百花齐放成为一花独放，其流弊不可谓不远矣！因为这个缘故，整个《资治通鉴》也只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下终五代末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所记历史不过1362年。我们讲五千年文明史，可惜现在能够看到的见之于文字的记载，都远远不及此数。断裂、缺损、以及由此造成的迷失和贻误，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讲，不可谓不大矣。如果要追究责任，孔子难逃其咎。

谁能料想，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为神圣使命的孔子，那双钻研《周易》“韦编三绝”的“圣手”，那颗聪明绝顶的脑袋，居然会对传统文明下此狠手，今天想来，实在不可思议。以孔子的智慧，不可能看不出被烧书籍的价值，不可能不理解这些书籍对时代、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话说回来，也许正因为太有价值，太有影响，直接威胁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影响了统治秩序的规范与严整，影响了“克己复礼”的道德教化，加速了“礼崩乐坏”的历史进程，或者威胁到了孔圣仁学的流播与传扬，动摇了他的地位与尊严，所以，孔子作为爱惜字纸的读书人，才不惜下此毒手，对“不合时宜”者扼杀之，焚毁之。由此可以推想，那些理论由于是原创的，所以鲜活；因为是经世的，所以有用；因为是深刻的，所以显赫；因为有市场，所以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也因此，才招致嫉恨。

呜呼，文明的内伤竟然这样深重！

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第一卷是《五帝本纪》，第二卷就是《夏本纪》，中间明显有断档。对这一缺憾，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荐身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在《史记·索隐》中有这样的记录：“五帝德，帝系姓，皆《大载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也。”可见这段历史到太史公时，已被删削的一塌糊涂了。

之所以想到“焚书”这一历史事件，并由此非难孔圣，是因为前不久偶然在朋友处看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位美国人写的书《几近退色的记录》。这位名叫亨利埃特·默茨的学者以忠实于历史的真诚和献身科学的精神，专门考证了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徒慧深到达南美探险的实际情形。在这次游历和探访中，作者证实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山海经》和《大荒东经》，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夏禹王朝派人到南北美洲考察的地理记录。这位执着的学者根据《大荒东经》的文字记载，沿着山峰、河流以及所涉及的地方一处一处地认真考察，通过出产、风物、状貌等综合分析，走了一千二百多英里，所见几乎与《山海经》所记非常相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中国人所撰写的《山海经》这一记录，竟能流传到今天，同样的命运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书中所记的详实内容，比起虚构的故事来，反倒更加令人拍案惊奇。”

美国人的考察至少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化在夏禹时代已经相当发达；到了殷商时代，当然会进一步发展。《史记·殷本纪》说，殷的始祖叫契，“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到相土时，殷商的力量已经发展到渤海湾一带了。《诗颂》中说：“相土烈烈，海外有载。”意思是说相土的功业很大，乃至于把海外也整理的平平整整。这个“海外”的海，当然也是孔子“乘桴浮于海”的海。从这件事情来看，殷商后来的事业发展得很快。从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墓编钟，考古发掘证明距今二千四百多年。这套被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整体设计和工艺达到“世界巅峰”水平的宝物，64件编钟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D2——D7），12个半音齐全，而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可以演奏各种和声、复调以及转换手法的乐曲，亲耳聆听者无不为那千古绝响而惊心动魄。对这套编钟，权威人士是这样评价的：“曾侯乙编钟是科学技术史上一项最早而且最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具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和丰富的工程技术语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铸造技术，在工程图学上极有价值，是世界任何一部科学技术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写照，同时，它也为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楷模，堪与古埃及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世界奇迹相媲美。”那个时候的文化已经灿烂如此，而那种高妙和谐的智慧，需要多少年代的创造与积累啊。可惜孔子唯周是尊，修史立志以我为主，把一切好事都记到周的头上，周以前则恍恍惚惚，语焉不详。这种历史的遗憾，实在令人唏嘘再三，击节长叹！

正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一样，秦始皇的焚书，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秦王朝在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后，为了在思想文化方面谋求绝对的统一，不惜采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对战国时代旧有的文化体制予以全面否定，由此招致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反抗。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学经典批评时政，甚至连帮他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侯生、卢生也指责他“天性刚戾自用，”“以为自古莫及己，”还“乐以刑杀为威。”从有关史料来分析，当时以古非今的声浪甚嚣尘上，已经对主流社会的决策形成了威胁。这一点，从公元前213年那场御前辩论中即可窥其一斑。

“始皇置酒咸阳宫，”七十位博士“出席会议”并参与了对大政方针的讨论。在谈及分封子弟及功臣时，博士淳于越引经据典，慷慨陈词：臣以为，周朝拥有天下一千多年，最成功的做法就是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辅翼。而现在陛下拥有天下，子弟却是普通人。万一仓卒间出现乱臣，没有辅翼如何挽救呢？这一观点，在当时极具代表性，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体：究竟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秦始皇就让大家讨论这件事。丞相李斯说：五帝的制度不相重复，三代的举措不相因袭，各自采取自己的方法治理国家，这并不是和前代相反，而是时代变了。现在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万世不灭的功勋，本来就不是这些愚蠢的儒生所能了解的。何况他们专说三代之事，又该如何取法呢？接着，李斯声色俱厉，痛陈时弊：如今天下安定，政令出于一统，老百姓本当努力农桑，士人则应学习法律政令。现在这群腐儒却不学当今律令，一味推崇古人，否定当今制度，惑乱民众听闻。政令一旦颁布，他们都站在各自学派的立场上枉加评论，并结党成群非议政府的法令教化，率领臣民枉造谤言。如不及时禁止，上则损害皇帝的威望，下则扩大朋党的影响。因此，他向秦始皇建议：“非秦记皆烧之。”即把除了秦朝官定的史书《秦记》以外，其他历史记载都统统予以烧毁。同时，非博士官的职务而敢暗地里收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部搜出送到官府焚毁。“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意思是有胆敢私下讨论《诗》、《书》的，要处以弃市之刑；敢于以古非今的诛杀全族。官吏有知情而不举报者，以同罪论处。焚书令下达后三十天不烧书的，处以黥刑，充军边塞，服劳役四年。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一类书籍不必销毁。如果有人想学习法令，就以吏为师。李斯这一番宏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直唬的博士们噤若寒蝉，汗不敢出；直辩得秦始皇心花怒放，茅塞顿开。于是下诏：“烧”！

乖乖，这一烧，直烧的中华文明残缺不全，直烧的持不同政见者心惊胆战。然而，文明的力量并非简单的“箝口术”就能抗衡的。尽管历代统治者都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奉为圭皋，但哪一个不是被这滔滔复汹汹的“谤议”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呢？晚唐诗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是这样评述这件事情的：“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啊，只有不读书的人才会采取这种极端残酷野蛮的手段，做出焚书这类摧毁文明、割裂历史的蠢事。不过，书是焚了，但人的思想能烧掉吗？地下烈焰能扑灭吗？抗秦风暴能止息吗？秦始皇“二世而亡”，决非偶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震撼了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坛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1952年所作的《长城和书》一文中，对焚书作了这样的思考：秦始皇登基后干了两项规模庞大的行动——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竟然出自一人之手，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的象征。”在这位文坛巨擘眼里，这两件事是“先破后立”。先破坏的是已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后建立的是从我（秦始皇）开始的新历史。或者是“先务虚，后务实”。焚书是务虚，确确实实地造个恐怖声势，让谦恭的老百姓看到一双铁腕掀开了属于秦始皇的新历史。这个历史以他为起点，故称“始皇帝”，前边的那三千年应该全部扔到火里去。然后再去务实，给那些读书人和写书人脸上刻上烙印，罚他们去修筑长城，进而脱胎换骨，改过自新。博尔赫斯认为这是一种“挑战”，他这样推测秦始皇的心理：“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他这样猜度：始皇帝筑长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不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他以学者的敏锐如此断言：“企图使具有最悠久传统的种族放弃对过去的记忆也不是一桩小事，不论他的过去是神话还是现实”。由此可见，对于文化的感悟与理解，东西方一直是相通的。

（另据《韩非·和氏》说，早在秦始皇焚书一百二十多年前，商鞅已有烧毁《诗》、《书》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燔《诗》、《书》而明法令”。因《史记·商鞅列传》没有明确记载，存疑。）

接下来出场的就该是乾隆皇帝了。

的确，乾隆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历史上有口皆碑。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在位时编纂的那套《四库全书》。无论是规模之大，耗时之久，还是投资之巨，用心之苦，都称得上权威和经典。但是——注意，这是一个转折词——许多事情往往就在这些转折处诞生奥妙。如果我们把出书的过程和乾隆皇帝此前对文化人的“壮举”联系起来综合考量，就会发现，这里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恩格斯语）。

众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狱，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臭名昭著，于乾隆朝最为惨烈。有例为证：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的句子，本意是说红牡丹是上品，紫牡丹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到了专事制造文网的刀笔吏眼里，竟然被指责为影射夺取朱明王朝天下的满人是“异种称王”。结果，蔡显就因这一荒唐的理由被斩首，以正视听。由此，我不由得联想到“文革”期间一位语文老师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因为创作的诗歌中有“谷穗像个猫尾巴”而肇祸入狱。当时抓他的理由是“猫”“毛”谐音，这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至今想来，仍然不寒而栗。

康熙二年（1663年），双目失明的浙江富商庄廷龙为了沽名钓誉，从明末大学士朱国桢子孙那里收购了他撰写的明史稿本，并请人续补朱国桢书中所缺的崇祯王朝和南明历史，成书后改名《明书》，署上自己的大名。书中如实叙述了满洲祖先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指责了一些叛明降清之人。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这竟触动了满清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参与编纂或在卷首列名者，为《明书》作序、刻字、校对、印刷、买卖者及庄氏全族，遭株连的达二百多人，其中七十多人被杀。虽然《明书》尚未刊刻庄廷龙便撒手人寰，仍被剖棺戮尸。

戴名世，康熙王朝后期的翰林院编修。在其进士及第和担任编修之前，曾搜求明朝野食，寻访遗老，著作《南山集》。书书中论及南明历史，采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而未使用清顺治年号，认为那时南明还存在，顺治王朝不算正统。多年后，左都御史赵申桥告发《南山集》。康熙以“语多狂迅”、“罔视君亲大义”的罪名处斩戴名世，其同族16岁以上均被斩杀，还株连到做序、刻印、售卖者数百人。

此后，乾隆年间荒诞不经的“字贯案”更加离奇，更加蛮不讲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江西举人王锡侯有感于《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检阅起来极不方便：“天下字贯穿极难，学者尚多识而不知用，全《康熙字典》所积数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经篇掩卷而茫然。”为了方便后生学习，就将其内容分为“天、地、人、物”四类。精简后的字典名曰《字贯》，便于学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也为了查找方便，更为了让后生们知道避讳，书内特意把皇帝的庙号、御名写了出来。谁料想这一非常具有价值的文化建设工作竟因“擅自删改《康熙字典》、没有为本朝皇帝的名字避讳”而获罪，王锡侯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被押解到刑部，被判的刑罚是“凌迟”，“罪犯应被碎尸，其财产应被抄没，十六岁以上之亲属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帝国某大员为奴。”乾隆皇帝似乎觉得对王锡侯处以凌迟之刑太过，遂下谕旨：“免其凌迟，处以斩首。其诸子留待秋季大刑期间执行死刑，书版、书册悉数销毁。”而且，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被革职，交刑部治罪。

令乾隆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发生后大约一年，1778年7月31日，一位住在北京的耶酥会传教士在写往法国的一封信中，对这起“匪夷所思”的事件惊诧莫名，依据《邸报》的记述谈了自己的观感。令乾隆皇帝“匪夷所思”的是，当时西方传教士所编写的中西文对照的字典，大都跟《字贯》一样，是《康熙字典》的浓缩与改编。只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各国的君主们，已经不再可能固守中世纪信仰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陈规陋习，不能判这些改编《康熙字典》的洋教士“钦犯”以“悖逆”之罪。并且，大清乾隆皇帝的“余威”也尚未旁及欧罗巴，以“文字狱”构祸尚未列入国际法的法典之中。

比这些更可怕的还在后面。退休在家的大理寺卿尹嘉铨，在乾隆皇帝从五台山回京路过保定时，自作多情派儿子送上两本奏折，内容是：其父尹会一曾得到皇上褒奖，请求赐给谥号，并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其用意本来是沽名钓誉，粉饰太平。这位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拍马屁会拍到马蹄子上。生性多疑的乾隆皇帝一面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一面指定官员前往抄家，特别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凑巧得很，鹰犬们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了“为帝者师”的字句。这还得了！乾隆皇帝生拉硬扯，严刑逼供，迫使其按照他的荒唐推断认罪伏法。于是，对尹嘉铨处以绞刑，并销毁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曾对此案议论风生：“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至于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对文化人仇恨如此，还会尊重文化吗？

据《清代文字狱档》载，从乾隆六年（1714年）到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七年中，就有文字狱53起，“人犯”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如果说大兴文字狱是从精神和肉体上清除了文化人，那么，编纂《四库全书》则是从文字上、从源头上割裂了所谓“异端”文化的传承，堵塞了“异端”思想的传播途径。因为开馆编纂的过程就是禁书、焚书的过程。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共收图书3547种，79070卷，缮写7份，分藏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溯阁和文澜阁。那些编纂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省呈献上来的书籍中，把“禁书”清查出来，送交军机处。再由翰林院仔细审查，把违禁的所谓“悖谬”文字标出，用黄纸签贴在书眉上。如需销毁，则把销毁原因写成摘要。这些书籍一并送到乾隆皇帝那里，由他御批后全部送到武应殿前面的字纸炉，付之一炬。仅被烧去的书就达4000多种，超过了《四库全书》。其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

浩劫！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进行着。

为了禁书，首先必须征书。乾隆皇帝对当时著名的藏书家了如指掌，他专门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浙江巡抚下达谕旨，要他们对诸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和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等征求书籍。一旦全部到手，被列入禁毁范围的书籍就难逃厄运。乾隆皇帝通知各地总督、巡抚，凡在征集的书籍中发现有“学义碍触”者，或者加封送京，听候处理；或者就地销毁，将书名上报。明末的野史，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乃至民间流行的戏曲抄本，统统接受无条件的“勘验”，“不动声色”地予以查禁。《清代通史》中讲到这件事时引用了许多“上谕”，都是乾隆皇帝指手画脚，胡乱删改。从体例到内容无不处处干涉。《清代通史》指出：“总之，馆臣对于著作之不忠诚，致令全部消失，或则部分删改者，不可胜数矣。故虽以‘四库’之浩如渊海，大概皆非本来面目。吾国先人之遗著，其毁于传写，散于离乱，改于狂妄者，不知凡几；而以千古巨制、文化渊薮之‘四库’，乃复公然删削，致使吾辈祖宗思想之实际，与夫历代圣哲之遗迹，不能真诚涌现于纸上，其盗改之罪，尚可逭哉？”史书被删削、篡改的面目全非，文献价值已经大打折扣。泱泱文明古国而不存信史，岂不令人扼腕痛惜？！

乾隆皇帝的烧书，据光绪年间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的焚书目录中说：“盖自秦政以后，实以此次焚禁，为书籍最大厄，……秦火之后，大厄凡十有一，而以本朝乾隆时，焚禁之一厄为最后而最烈。何也？盖昔之毁，乃官府之所藏，而山岩屋壁尚有存者。今之毁，并毁及民间，而比户诛求，其所遗留者亦仅矣。”

至于这次编书的影响，表面上看，是为了显示汉学之盛。但另一方面，却反映了当时政治之衰。《清代通史·序言》如是说：“乾隆、嘉庆之际，考据之学为极盛时期。一世聪明才智之士，即多专治古学，不问时事。于是政治经济，无正直指导之人，贪庸当道，乱阶由是酝酿，迨道光、咸丰，遂一败而不可收拾！”

写下这个题目，沉重。翻检这段历史，心痛。推窗远眺，一场秋雨迷朦了寥廓的莽野，心绪也随之而沉郁，而惆怅。信手从书架上抽出大唐盛世，且看这些千古风流人物，怎样在历史大潮的沉浮中喜怒哀乐，毁誉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