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做了一个梦，梦到文艺皇帝宋徽宗找到我，让我帮他写一份“四风问题”对照检查材料，并嘱咐我，一定要深刻，把他玩物丧志、亡国丧身的深刻教训写出来，要做到自我批评辣不怕，别人批评不怕辣。他还红着脸说，自己和儿子赵恒现在被关在东北的荒漠之中，时刻遥望故园，盼望能重新回到故乡，希望能捎信给自己的儿子赵构，励精图治，北定中原，把我们接回去。你放心，我和你哥哥都想开了，不去做那个劳什子皇帝了，我还是写词画画踢足球……

说实话，我对宋徽宗是很有意见的，别人玩物丧志，他玩物丧国。虽说北宋王朝落在他手里的时候，已经是风雨飘摇了，但他要是不折腾，即使中兴无望，但至少可苟延残喘几十年，倘若治国有道，那也不至于出现“靖康之变”那段屈辱的历史了，或许中华文明史可以改写。但是现在，一切都如烟云散去，留下的是对宋徽宗如一地鸡毛般感情复杂的叹息。于是，我在无限的叹息中，为宋徽宗赵佶写下以下对照检查材料，现将材料原文抄录如下。

一、我和宋朝的基本情况。

我叫赵佶，是历史上那个鼎鼎大名的风流帝王。我是父亲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是宋朝第八位皇帝。我当上皇帝或许是命运的错误，我若能预知后来的境遇，打死我也不去做这个皇帝，我还是做个著名词人、画家和书法家好了。

我是庶出，本无希望做皇帝，但是命运给了我机会。实际上，我还是有野心的。我哥哥宋哲宗赵煦八岁开始干了15年皇帝，死的时候只有23岁，连个儿子都没留下。因为我平时守成持重，兴趣高雅，精于绘画书法填词作赋，我的祖母向太后对我的早请示晚汇报也很开心，更为重要的是，我的那些兄弟们个个都不成器，说句自嘲的话，就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祖母就力主把皇帝宝座让给了我，虽然那个可恶的章惇极力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但仍然没有阻挡我荣登大宝的步伐。

我的命运是和我的国家、家族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背信弃义的金国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为了锻炼我的儿子赵恒的临场指挥能力，我匆忙间退了位，做了太上皇，我的儿子做了宋钦宗。然而，野蛮是野蛮者的通行证，文明是文明者的墓志铭，野蛮的马背民族根本不吃我们求和的那一套，烧杀抢掠，将我和儿子及大批宫女臣子掳往荒寒大漠，大宋文明毁于一旦，而我和儿子则受尽屈辱，至死未归。

身前事身后名，中国人向来讲究盖棺定论。在历史上我有着复杂的形象。元代那个写史的脱脱对我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他说我“诸事皆能，唯独不能为君”。事实上，我除了在治理国家方面犯过错误而亡国丧身之外，我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比如我创造的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瘦金体” 独树一帜，我创造的“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工笔花鸟画天下闻名。历史湮没了我的宋朝，但没有湮没我的作品，现在可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土豪们都喜欢收藏我的作品，他们说，赵佶这个人对我们的艺术还是有巨大贡献的。这一点，也许能对我伤痕累累的内心有一些安慰。我还精通骑射、蹴鞠，就是后来世人为之疯狂的足球，虽然我们的足球到现在还是亚洲三流，但毕竟我给世界创造了最疯狂的游戏，也培养出高俅等一批球技精湛但心眼很坏的球星。还有我的词，后世的王国维评价就很高。他把我和那个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相提并论，并赞扬说我的诗用血写成。这一点上，王国维的评价是精准的，他极为深刻地描画了我当时的心境。从金碧辉煌的京城到荒无人烟的北国大漠，从一国天子到阶下囚，人生的反差何其大也，所以我用血写下了这首词：《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我怀念那“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的汴京，这个当时世界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一夜之间沦落于金兵的铁蹄下，曾经的山河万里，曾经的琼林玉殿，曾经“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是非成败转头空”，而今是“朝来寒雨晚来风”。

一个强盛的国家，竟然犹如海滩边美轮美奂的沙雕，在一阵疾风暴雨中轰然倒塌。是暴风雨来得太猛烈，是海岸松软的沙子基础不牢固，还是我们的设计缺陷，我不知道。那个可恶的司马光搞了个系统工程，叫《资治通鉴》，让我好好看，从历代的兴衰中，我发现历来的亡国之君无外乎几条，一是皇帝愚蠢而软弱，这一点，我相信我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是金国打败了我，而不是宦官或外戚夺权，换句话说，我是毁于野蛮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冲击；二是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一点我有些问题，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在我执政期间，有过借改革之名与民争利的情况，但那都是我识人不明用人不当造成的。方腊等一伙人也举起大旗起义，但也只是稍微撼动了我大宋朝的一点根基而已；三是残暴。这一点和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定下铁律，要把整个宋朝建设成为一个文官政治的典范国家。在我们国家“黄髫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都是喜欢文艺厌恶战争热爱和平的人民，当时我们大宋朝是世界第一大国，人民安居乐业很和谐。我们不像美国人一样，唯恐世界不乱，我们只想过自己和平发展的日子。但是我应该意识到，极端条件下，和平只能依靠战争获得。在虎狼环饲的西北，死而不僵的辽国，迅猛发展的金国，还有一直被我们压制的西夏，无时无刻不窥视着我们，期待我们犯错。在危机四伏的时代，我忘记了我朝名臣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古训，像只鸵鸟，只管把头沉浸在温柔乡里，把屁股留给来势汹汹的敌人，结果导致亡国丧身。

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和我同为文艺皇帝、亡国之君的李煜写过《破阵子》，他说“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他的口气太大了，当年被太祖所灭的南唐，偏安一隅，那才多大的地方，而我们大宋朝，却实实在在可以称得上是万里山河。除了儿皇帝石敬瑭弄丢的“幽云十六州”之外，我们大宋朝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繁荣的经济政治大国。但是我承认，我在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方面用功颇深，但在发展思路上有过失误。对国防建设重视不够。没办法，这是一个王朝的性格问题。男人们提刀上马血战疆场，那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那时社会普遍的心态是“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士人往往通过战功获得功名利禄。而到了我朝，来了个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通过调研知道，民间流行的一句话，“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他们还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矣。”意思是说，即使是率兵数十万，收复幽蓟十六州，也赶不上一个状元及第时的荣耀。在“娱乐至死”的心态下，我朝犹如被抽去了脊椎的巨龙。我朝男人雄性激素明显减退，雌性激素显著上升，失去了尚武精神，人民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流连在花前月下青楼楚馆，在浅吟低唱中送走流光。后世的梁启超说得好，“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致使我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这一点，太祖赵匡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今，我们父子身处尘沙漫天的荒漠，那繁花似锦的汴京仍然经常萦绕梦中，万般愁苦也只能梦中得到慰安。羌笛声起，梦断胡沙，我心中的悲苦之情、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在我这首词里血透纸背。

对于我来说，人生境遇的变化何其大耳。从风流天子到亡国之君，我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淬炼。命运对我的安排是混乱的，我的人生就是一段拧巴的历程。“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一个风流多情的男子，我本可以在大宋朝的安乐窝里做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做一个驰骋街头脚法精湛的足球健将，但是一切如梦如幻如泡影。我最大的教训是，对官场治理不力，使得大宋朝腐败横行，虽然我认识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道理，但是我政治立场不坚定，没有坚决打击腐败，反而和蔡京那些腐败分子们同流合污，最终亡国亡身；我最大的悲剧是，身上的文艺色彩浓厚，以为治理国家和我写字画画一样简单；我最大的矛盾是，我是一个想做皇帝但又做不好皇帝的人。

二、我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大宋朝百姓路线教育活动的安排，我也要参加这次的活动，以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求后世的继任者不再犯我的错误，以使我们的中国永远富强下去，再也不受外族的侵略，恢复汉唐盛世那伟大的荣光。在我执政期间，还存在以下问题。

在形式主义方面，我犯了绝大多数皇帝都会犯的错误。一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我即位之时，我立志做个“有道明君”。我希望走出宋朝疲软的阴影，恢复汉唐雄风。我派遣王厚消灭了青唐羌政权，收复了自中唐以来已经陷于吐蕃人之手300多年的青唐地区，我派遣童贯远征青唐残部，控制了西域的东南部地区。这一点，我的成绩不容抹杀。但是我身上的理想主义抬头，犯了战略性错误。一心想着夺回河西走廊的战略纵深地带，收回幽云十六州，悍然撕毁盟约，联合金国灭掉辽国，想坐收渔翁之利，结果引狼入室，兵败丧国。在政治路线上，我犯了冒进主义的毛病。后来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了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了政治改革既需要大胆推进，更需要审慎设计的道理。我怀着一腔理想，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但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改革成为臣下腐败借机敛财的手段，导致民怨沸腾。二是自我学习不够，对治理国家经世致用的知识不感兴趣，反而下苦功研究音乐、绘画、书法，存在好玩与有用之间严重脱节的问题。虽然我在发展宋朝的文化艺术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本人在书法绘画等方面成绩卓著，但是存在角色错位的问题。首先我应该是一个皇帝，其次才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我在位时，成立翰林书画院，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我精心培养的宫廷首席画师张择端完成了他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同时，在我的带领下，成立了男子驴球队和女子马球队，在推广蹴鞠即足球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我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当时主要矛盾是宋朝与虎狼环伺的金辽之间的民族矛盾，或者说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的矛盾。我政治敏感性不强，本末倒置，不去扩充军备强大国防，反而集中精力办书法和绘画事业，在强敌面前，一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导致身死国丧。

在官僚主义方面，我的问题特别严重。首先是主观意识浓厚。在干部选任问题上，先入为主凭印象，有感情用事之处。我用人不讲能力，而讲感感情。偏好文艺界、体育界的人才。用了一批喜欢溜须拍马的奸臣，如蔡京等，原来我还以为是六君子，哪想到是六个乱臣贼子。对守旧派，还刻印了“元祐党人碑”，昭告天下，并做出了党人的父兄子弟一律不得在京任职，更不得擅入京师，宗室不得与党人子孙或亲戚联姻等荒唐的决定。其实，我也想重用一些刚正纯良的忠臣，比如被贬谪外地的范纯仁、苏东坡等，无奈他们福运不长，死在回京的路上，真是天不佑我。我喜欢书法，这个天下皆知。身为宋代书法四大家的老贼蔡京就是瞄准了我这个缺点，与童贯一起到处搜集书画送给我，我愣是没看出这种“雅贿”的险恶用心，被他们利用。后来我甚至把蔡京任命为首相，导致六贼当道朝纲混乱。二是缺乏基层调研。我围绕基层一线转得少，围绕青楼歌女转得多。虽然我关爱弱势群体，在京师成立“居养院”，专门收养孤寡老人；在地方州县所在地成立“安泽坊”、“漏济园”，收留无家可归的难民。后来我看了周星驰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苏乞儿对皇帝说，“丐帮有多少弟子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皇帝决定的……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呐”，这句话让我惊心动魄深受震动。我还把兴办学校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促进了慈善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我深入基层仅限于京师那个小圈子，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为天下苍生服务。自己也曾微服私访，甚至和基层群众打成一片，但那都是京城娱乐界的女明星，如李师师。甚至传出过很多绯闻。而没有真正深入到黎民百姓中间，听民声晓民意纾民困，致使新法走了样，变成了坑民之法。

在享乐主义方面，我为后人诟病最为严重。首先是缺少担当，贪图安逸。我追求“丰盛、通达、安乐、阔气”的生活，渴望在大宋建立一个“丰亨豫大”的太平盛世。在这种享乐主义的指导下，我穷奢极侈，滥增捐税，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园林，铸九鼎、建明堂，令童贯在苏州、杭州设立了“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的数千名工匠，制造各种工艺品；令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从东南地区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大运河运往汴京，《水浒传》里说的“花石纲”，就是献给我的奇珍异品。

我缺少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的勇气，在金兵南下进攻汴京的时候，慌忙传位于赵桓，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我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一路南逃。哪想到我那儿子也是个软蛋，几次乞和不成，最终身败国灭。第二是在世界观上出了问题，沉迷于追逐声色寻花问柳之间。我命人在宫内设立市肆，让宫女当服务员卖酒，我装成叫花子行乞其间。我设置了行幸局，专门为我打点出行游乐之事，后来我干脆微服出宫，游走于妓院酒楼之间，整日和李师师等美女厮混，最后输了人生玩掉了国家。

在奢靡之风方面，我还存在很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执行规定不够坚决。对祖上定下的一些好政策，没有始终坚定地执行，破坏了政治制度的严肃性和政策的一致性。我改变了宦官不得为节度使、领兵主持军政的政策，改变了外戚不任军相、宰执应避亲嫌的制度，使蔡京、蔡攸父子先后担任宰相。为了偷懒，我让宦官代行御笔，破坏了宋朝的诏令颁发制度，造成朝政极度腐败。我丧失了诚信从而丧失了国格，在与邻国的谈判中经常出尔反尔，导致好多条约成为一纸空文。二是参加与工作无关的应酬较多。放弃自己九五之尊的身价，对有的臣属热心、热情地提供一些生活之便、健身活动、请吃、馈赠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蔡京的儿子蔡攸，这个人很会来事，很讨我的欢心。还有那个长得很帅能歌善舞的宰相李邦彦。我经常和他们几个宴饮狂欢，插科打诨，不醉不归，以至于“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

以上是围绕四风问题，对我进行的一次“触及灵魂”的剖析。最后，我想表达个人的观点，就是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这些关乎我的历史地位，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第一，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宋朝。历古以来对宋朝的评价褒贬不一，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事实上，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兴学重教，政治上较开明廉洁，没有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繁荣的时代。但也有人说宋朝是中国历史军事软弱的时代之一，经常被游牧民族辽、金、夏欺负。其实，把眼光放远一点看，我们就知道，宋朝的灭亡完全是冷兵器时代的悲剧。就像罗马人征服古希腊文明、波斯人征服埃及，后来的蒙古人征服我们的南宋一样。虽然我们的实力要远远超过金、辽，但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似乎与胜败没有直接关系。往往都是野蛮民族战胜先进民族，这一点，我作为亡国之君，似乎是历史的选择，是命运的倒霉蛋。最后是对我个人评价的问题。我在四风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的主流是好的。我说过，我最大的错误在于用人不当和纵容腐败，这也是泱泱大宋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