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一些影视文艺作品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印象中，咸丰一死慈禧太后就大权独揽了，其实不是这样。在同治朝初期，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太后的权力相互制衡，慈禧直到1865年才逐步掌握最高权力，再之后又经过大约十年，慈禧才获得独裁地位。而所谓同治中兴，主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在这期间，清朝事实上是由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文官政府来掌控的，他们的特点是精明强干、视野开阔。虽然他们还是传统官僚，未必有多少现代性，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警醒。同时，辛酉政变中咸丰留下的满族重臣被大量清洗，也为当时的贤才上升腾出了空间。这样的形势下，同治年间的文官体制对外更慎重，处理内部问题时，则多了一些弹性和灵活。文官体制还恢复了天下士人对朝廷的期望，特别是饱受战火的江南才子们，在战火平息后又能参加科举了，这样一来，同治朝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也得到了部分恢复。

另一方面，内外危机还意外地让清朝的满汉之别得到了缓和。其实在咸丰朝，清朝早期制定的满族优先政策就已经后继乏力了，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族重臣，在咸丰朝就得到重用，连保守的满族大臣肃顺，也认为需要授予能干的汉人更大的权力。从咸丰朝末期到同治一朝，像“禁止汉人移民东北”“科举中满族考生用满文答卷”“旗人的一些法律特权”这些以往造成满汉隔阂的政策，都大大放松甚至废止了，可以说除了八旗制和满汉不通婚这两条没变，其他的满汉界线基本消除。

这种满汉融合的步伐，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停下来。这样民族界线模糊的局面创造了一种满汉上层和士人共治天下的图景，虽然血统上有差异，但在文化意义上，满汉上层成了维护中国法统、名教的盟友。

除了这些内因，还有外部的原因，首先是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所谓“好感时刻”到来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开始正面接触之后，列强特别是英国，对清政府非常看不上，比如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我们常听说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很多人说是丘吉尔说的，其实真正的出处就是这位巴麦尊。

直到1857年他还宣称，“清政府不是一个合法的主权国家”，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明白过来了，要是不承认清政府，那他们和清政府签订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从法理上说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他们认识到，要承认并且维护清政府，因为这就是维护他们各自在华的利益，所以对清朝的态度有所缓和。

出于这样的考量，对于同治年间，民间的中英冲突，英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1869年，台南的民众捣毁了英国人在当地的教堂，英国驻台的代理领事吉必勋和一名下级海军军官使用了武力，结果英国的处理是：降了吉必勋的职，归还了索取的赔偿。

英国是当时的头号列强，他们的态度也带动了法俄美这些国家，它们也都认识到，支持清廷更有利可图。

同时，随着一些外国外交官深入了解中国，为中国文化着迷，也出现了一些外籍的中国利益维护者。其中典型的代表有威妥玛、卫三畏、赫德和蒲安臣，西方的对华强硬派媒体曾经点名批评他们是“比大沽口炮台更能有效抵御西方文明的四角堡垒”。

威妥玛同治年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发明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读方法“威妥玛拼音”；卫三畏曾9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退休后成为是美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赫德1861年起在上海任职于海关总税务司，掌管晚清海关达半个世纪之久，创建了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1911年去世后被清廷追授太子太保；蒲安臣是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这些人物的历史评价虽然仍很复杂，但在同治年间他们影响了清廷的政策走向和治理方式，引入了现代政府的一些原素，有时还阻止了西方列强治外法权的滥用。由此也帮助清朝在19世纪中期摇摇欲坠之时勉强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