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每一场风起云涌的政治改革，因严重地触动了统治阶级及其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无论成败，给天下苍生都带来了无路可逃的血光之灾。中国改革史上名满天下的范仲淹曾这样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因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名留千古人的范仲淹大人，在主持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因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最终宣告失败。范仲淹被削去官职后，背着沉重的黑锅流落到中国西部。

1022年宋仁宗赵祯登基后，国家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多事之秋，在外有强敌、内有贪腐的巨大压力下，赵祯把范仲淹请出来主持和推进政治改革。范仲淹受命后，干部制度改革被列为政改的重中之重，就这样，北宋中期轰轰烈烈，史称“庆历新政”政改运动开局了。

宋代干部众多，队伍庞大，历史有名。入朝为官的路子五花八门，除科举考试之外，还有门荫世第、纳贡捐资等途径。人人卖官买官，官官相护，国家变成了贪官污吏的聚宝盆。

宋代通过科举制度录取为官的人马比历代都多。就取仕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队伍极其庞大大。通过科举谋得一官半职还说得过去，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世第、纳贡捐资也可以谋取官职的制度上。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垄断社会资源，他们的外戚后裔以及门荫世第都可以封官封爵。除此之外，还有纳贡捐资的买官行径。遇到政府扩充军备、疏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只要富人出来交钱交粮，便可以封一官半职。

欧阳修同志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是削弱利益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同时还打击了门荫世第的变种。当时，宫廷的太监仗着大内威势，私自占据首都和一些地区肥缺单位的位子，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主持政改的大臣，政改的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还派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政改随行官富弼对范说：“你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说：“一家人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结果就有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串通，他们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而打败范仲淹的最好办法就是从经济问题入手。

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而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原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语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下不来台，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不免有点儿记旧仇，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因此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练字。庆历四年，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所谓能人贤士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这样一告，就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处。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和一道底线。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称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听到这样的回答，仁宗当着众人的面很不以为然。未曾想，在朝廷就朋党问题展开斗争时，范仲淹逐渐失去仁宗信任，时年37岁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给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

与此同时，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讳，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小人以利益相交的是伪朋，君子以同道结盟的是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如此说来，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同时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庆历新政来说，就等于自杀。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这一年六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成。朝中反改革的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

庆历五年正月，仁宗罢免了主持政改和支持政改的各位大臣：

罢免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贬到陕西彬县当县长；

罢免富弼枢密副使职务，贬到山东郓城；

罢免韩琦枢密副使职务，贬官到江苏扬州；

罢免积极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职务，贬官到山东兖州。罢免的理由是，杜衍支持朋党之风；接着，又找理由将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学家苏舜钦罢官，并永远削职为民；欧阳修则被贬官到安徽滁州。另有一大批支持政改的年青学者列入颠覆朝廷的黑名单。

之后不久，新政措施停止执行，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王夫之在总结庆历新政的得失时说：“仁宗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其实，政治改革失败的关键就是触及了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确做到了。但他没有想到，中国封建社会和后期翻版的封建体制中，所有倡导政改的仁人志士，其命运也和他一样，他们都是背着沉重的黑锅流落他乡而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