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桃疆

宋代多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它靠军事政变确立政权，建立政权之后却倚重文人，它内忧外患，但在经济上又非常发达，和清朝末期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完全不同。

宋代十分富有，所以宋代文学艺术饮食等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关于宋代富庶的原因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宋代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对国民个人财产的保护。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宋代私有财产观念对于宋朝经济的发展作用可能不直接，但不能说效果不明显。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记载：“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军队没有像之前军队那样对城市人民财产进行抢劫，但是民间有变革之际趁火打劫者，“上之入也，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偿其赀。”

宋代官方不仅没有实施抢劫，反而对趁火打劫者给予了打击，教育和警示了有歹心的，稳定了民心，擒获盗贼但没有返还赃物的，官方也无法找到赃款赃物的，由官方出资返还民众。这固然是宋代建国之初为了树立良好的政权形象做出的努力，但是从客观上也帮助民间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意识。

按照古代皇权建立的思想，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代替上天来到人间代行治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点在宋代发生了改变，许多文人站出来发表观点，否认皇帝是天下财产的终极所有者，因此作为天子的皇帝不得随意私自抢夺和占用的民间的财产。

宋人杜凡指出，“人主代天理物，一毫之私，不容间也。敕天命以谨时几，畏天威以严夙夜，以念所存，何莫非天。赏曰天命，刑天曰讨。若私怨之宿非天也，私恩之酬非天也，私昵之爵非天也，私谒之行非天也，私敕之降非天也，私财之贮非天也。”天子既然是上天的代行管理者，终极的所有权在于上天，而非君主本人。

宋人郊游

宋代人不仅不认同天下的财产所有者系君主这一观点，同时也不认为天下财产的本源是皇帝，这一观点的主要与井田制不复存在有关。三代井田制治下，民众的财产来源主要是君主，因此民众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也十分广泛，井田制遭到破坏之后，君民一体制也同时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成为最基本的土地制度，民众可以靠私产养活自己，并不靠君主，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利剥夺民众的资产，而且作为代上天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君主还有责任保护民众的私产不受侵犯。

由于否定了君主对于私产的支配权，否定了君主是人民私产的来源，宋代坊间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也逐渐增强。宋仁宗时期，宋祁在开封郊外询问一位农民，“丈人甚苦暴露，勤则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捆，大泽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农夫驳斥道，“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蒸，夏阳之暴，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亟屋除天，以复地理。今日之获，自我得知，胡幸而天也。且无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

宋祁像

就连务农者也知道农事生产的收获和君主没什么关系，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想要剥夺民众的财产十分困难。

宋朝无疑是富庶的，这种富庶建立在恒产与恒心的基础上，宏观历史进程是一方面，围观层面还是要靠个人奋斗，私有财产不可被剥夺并不是一种西方观念，私产不可侵犯并不是某种挑动私欲的西方阴谋，私产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宋朝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