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张治中仍然表示要跟蒋介石共同进退，当面请求回西北去，却遭到蒋介石的制止，蒋介石严肃地对他说：“我下野乃是为了日后的和谈，既然是和谈，没有你在，我怎么放心。你不能走！”显然，蒋介石还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还指望着张治中的谈判能带来转机。

张治中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精神上也十分痛苦。他一方面已经断定国民党政权必败，战与和都已无济于事。另一方面他又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如果撒手不管，于情于理说不过去。感恩知遇的观念束缚着他，使他一时不易解脱出来。因此，明知形势险恶，但“由于自己二十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李宗仁一上台，就宣布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国民党行政院依旧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联合和谈代表团。张治中追随蒋介石日久，知道蒋介石虽然下野，依旧操控着国民党，凡事没得他点头，什么也做不成。换句话说，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

因此，他写了篇《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的万言书，仍然是给蒋介石看的。万言书言语露骨，毫不隐讳，直指国民党多年来根本的错误是“为本党不革命”“为本党不三民主义”，并一针见血地说：“不敢以逆耳之言相进”，根子是“钧座性情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徒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张治中还天真地列出数条“补正之道”，文末竟列“长官之于僚属，须扬善公庭，规过私室”（胡文忠）等一长串中外名言供蒋介石“借供参证”。 末了，竟是希望蒋介石出国，以解国民党困局。

然后他亲赴溪口，本意是劝蒋介石上路。谁知蒋介石一见到张治中，就大动肝火，口口声声说既已下野，已成普通公民一个，何必出国流亡。又满怀深情地说，此处是故地，不愿远离。张治中也不忍苦苦相逼，只好作罢。转而提到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及对国内政治亟待解决的问题，蒋介石却又逐一表示意见。

张治中第二次赴溪口，带着“和谈腹案”，询问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并无表示。只是说此行任务艰巨，请张治中多多保重。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也明白要靠张治中的谈判来扭转局势，恐怕希望渺渺了。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这是张治中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日国民党得势，所以在谈判桌上咄咄逼人；今日共产党是主角，所谓成王败寇，政治规律使然。谈判只花费十来天的时间，中共代表团就草拟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南京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有许多并没有被接受。尤为令国民党代表团难堪的是周恩来15日代表中共宣布，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张治中号称首席代表，哪里敢同意签字，决定派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飞回南京请示。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国民党中常会声明：”绝对不能接受！”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在历次和谈中，张治中虽然出于维护国共合作和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但终究无法摆脱国民党右派路线的桎梏，更无法摆脱蒋介石的影响。不论每次和谈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一概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统治着想。他竭尽全力，以达到蒋介石的愿望。可是从历次和谈的结果来看，蒋介石不是置之不理就是撕毁协议，完全无视张治中的努力，从一个侧面也证实，在张治中为蒋介石所做的所有事情中，唯有张治中在和谈的所作所为是最不能令蒋介石满意的。

纵观张治中与蒋介石长达25年的交往，蒋介石张治中二人，一主一仆，相映成辉，书写了国民党将领之间的一段佳话。站在历史的角度，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并没有把中国从分裂，耻辱中带出来，反而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置百姓于不顾，于中国复兴于不顾，成为历史的罪人；而张治中出于愚忠，为报答蒋介石的知遇和厚爱，对竭智尽忠，鞠躬尽瘁，时刻为维护蒋介石的领导与统治打算。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铸就了一条血肉难分的人际关系的纽带，张治中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是蒋介石重用张治中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蒋介石张治中关系中的一根主线。张治中从不搞小派系，不留恋兵权，毫无个人野心，是蒋介石重用他、信任他的根本原因。

1949年随着国共最后的和谈破裂，张治中滞留北平，投向共产党阵营，虽然始初心有别扭，不愿公共露面，不愿发表宣言，但国民党中央社后来竟发文攻击张治中受中共唆使，策动和平。这迫使张治中公开表明政治态度，于6月27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号召国民党人惩前毖后，当机立断，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共同努力。

声明发表后，在国民党内引起剧烈震动。蒋介石在台北看到这段文字，摇头叹息，不无心痛：“文白一向对我忠心耿耿，虽然亲共，我尚能忍之。然而如今公然离我而去，投入敌营，我心痛哉！别人背叛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 一言道出蒋介石张治中关系之深，也宣告两人关系就此结束。

(文/西川老怪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