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由后方变成了前线。11月12日，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致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传达委座口谕：“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所谓的“焦土政策”就是焚城，让日寇无尺椽片瓦可为庇依。随后，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文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落款是“中正文侍参”，其级别仅次于“中正手启”。

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守城的陈诚焚城，但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十分生气。张治中这回自然不敢大意，急忙部署焚城方案。可巧的是陈诚也在长沙，他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13日凌晨2时，副官王建成叫醒张治中，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原来误传日军已至，军警仓促放火。其实，此时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路。为实行焦土政策，消防局将所有消防车里的水空干，换成汽油，突生大火自然无法灭火，只得任由火势蔓延，越烧越大，烧遍全城。这场大火连续烧了5天5夜。长沙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地面文物几乎荡然无存，死伤更是不计其数。当时长沙人口约30万，加上躲避战乱的外地人一共约50万，可在这场大火中死亡的就多达3万多。大火一共造成10多亿元的经济损失。起火当天，国民政府电报的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深夜，故史称“文夕大火”。

当夜，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在长沙，因转移及时未有大碍。郭沫若也在长沙。他是这么描述这场大火的：“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油画《文夕大火》（局部）

16日晚，蒋介石赶到长沙。他对张治中和陈诚说：“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两天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琨和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张治中革职留任。虽然三颗人头落地，但仍难平民愤。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为“张惶失措”，把上下联以及横批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正好是“张治中”。民众借此暗讽张治中，一向与张治中面和心不和的陈诚也落井下石。

陈诚不仅在蒋介石面前参奏一本，而且在其回忆录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张治中。他写道：“寇军于11月12日 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 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两三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惶失措’的原因。一方面他自己赶忙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 行事。”陈诚写回忆录时，张治中已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诚的片面之词自然不足为信。

张治中也著有回忆录。在书里，他一再强调这 场大火是一个“意外的突变”。他辩称：“如果没有蒋的电报，我们就不会做焚城的准备；而在作焚城计划时，只注意到焚之不彻底，绝没有料到焚之过早。”言下之意，焚城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来得早了点，如果要说责任，蒋介石才是罪魁祸首。这本回忆录是他解放后写的。如果身在台湾，他当然不敢下这样的结论。

《洪波曲》首发于《人民文学》

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 日战争回忆录》。关于这场长沙大火，作为亲历者，郭沫若下了这么一个结论：“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他又写道：“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 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周恩来、叶剑 英、李克农等一行当夜极为艰难地撤出长沙市区）。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长沙大火是张治中一生中最大的恶梦，他很在意外界对他的评价。郭沫若作为新中国的文化旗手，他的看法，张治中就更加在意。可郭沫若非但没有为张治中脱罪，反而有鞭挞之意，张治中自然十分不悦。他于1959年1月7日 提笔给郭沫若写信。他写道：“您这种对我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随后，张治中讲出 了他所知道的实情，并逐一纠正郭文中的错误。比如：“大火后负责执行责任的人酆悌、徐琨、文重孚三人都被枪毙。您说：‘三个人死的时候都喊冤枉，大骂张文伯（是白不是伯）。’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来的？决没有此事。”再比如：“您说：‘他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12日晚上我还和恩来先生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恩来先生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最后，张治中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

郭沫若与毛泽东

三天后，郭沫若回信说：“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言下之意，我说得没错，只是你太敏感了。让张治中吃了个软钉子。

张治中心有不甘，再次去信据理力争。他写道：“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这次郭沫若的回复只有短短的三四行字，还尽是些客套话，最后以“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为两人的争执画上了句号。张治中，字文白，连这都写错，郭沫若肯定不是粗心大意。他固执己见，不肯让步，其实另有隐情。

（左起）周恩来、赫尔利、毛泽东、张治中（1945年8月摄于延安）

1938年初，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首任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郭沫若受邀担任第三厅厅长。1940年9月，张治中接任部长之职。同月，第三厅被撤销，但在政治部内设立抗战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解放后，张治中说他这么做是“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了一个租界”。可郭沫若并不领情，文工委的作用和功能完全无法与第三厅相比。于是，两人便产生了隔阂。

一 日，张治中召集文化界人士开会。针对重庆的很多文化名流担心其人身安全，他说：“我保证大家的安全，希望大家不要随便走，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方。” 可会后郭沫若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大加讽刺，他说“要使文化人不走，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张治中知道后大为不满，随后下令 撤销郭所领导的抗战文化工作委员会，让他失去官职，回归其学者身份。张治中的武断和意气用事让他与郭沫若之间的隔阂一下子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洪波曲》写于1948年， 其时郭沫若当然不会为张治中美言。十年后发表时，郭沫若依然余恨未消。张治中知道事出有因，第一次写信给郭沫若时就哀求道：“希望您原谅我，消除过去的芥 蒂，让我们和好如初吧！”郭回复说：“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郭沫若之所以说出如此重的话，其实就是告诉张治中咱俩之间属于阶级矛盾，没有调和的可能。

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1946年3月摄于延安）

张治中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对中共友好的将领，也是唯一一位没有跟同共产党打过仗国军将军，可他毕竟又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郭沫若把他俩之间的恩恩怨怨同国共两党的斗争联系起来，好似跳出了个人之间的恩怨，其实并不尽然。解放前这么做还容易理解，毕竟意识形态决定一切。解放后张治中已是革命同志，而郭沫若一向只唯上不唯实，按说可以网开一面，可就是不为所动，充分说明这已不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当然，张治中在“文夕大火”中的责任也不是郭沫若就能说了算的。解放后，毛泽东没有追究张治中的责任，当年的蒋介石更是极力保他过关。1939年2月初，张治中卸任湖南省主席后出人意料地转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一年半后，他升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这也是解放前他政治生涯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下属因大火而掉脑袋，而他却升了官。平心而论，蒋委员长对他可不薄。

1945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赴重庆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前后三赴延安，被毛泽东称为“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国共和谈期间，他是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一日，为共产党部队缩编后究竟该保留多少个师的问题他与蒋介石争执起来。此时，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好应约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幸亏翻译没有直译，否则是何等的尴 尬。虽是气话，但张治中有偏共之心，蒋介石早就心知肚明，也曾安排人暗中监视，但他绝不相信文白日后会投共。1949 年6 月26 日，滞留北平的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蒋介石对心腹说：“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其愤恨之心昭然若揭。

（右起）彭德怀、张治中、王震、习仲勋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但他终究没能熬过文革。1969年，他在郁闷之中去世，享年79岁。小他二岁的郭沫若比他长寿，活到了1978年。去世前3个月，他抱病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作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讲话，提出要“跟随英明领袖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去世后，根据他的要求，他的骨灰被安葬他心中的圣地——大寨。这位当年骂过鲁迅，后来又吹捧鲁迅，文革爆发时公开宣布“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来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的大文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可只有一件事他从未反悔过，那就是至死不为张治中美言。既是如此，张治中想“和好如初”也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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