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选对了一次,中国就大不一样:重读《万历十五年》野史趣闻
作者:姜汝祥 锡恩咨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英文标题直译就是“1587年,一个平淡无奇的年份,明朝在崩溃”,严格来説,这是明朝崩溃的开始,黄仁宇用一个乌龙事件作为引子,讲述一个事件:大臣们得到消息,説是皇帝要午朝大典,于是峰拥上朝
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事,揭示了明朝官场现实:明明直接问当值官员,就可以确认消息真伪,但百官们宁可信其有,怕担责,可见官场“不作为”到了何等地步?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样的行为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千年传统官场文化,到了明朝开始溃败,人人两张皮,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礼仪最严的时候,恰恰是腐败最厉害的时候
更让人伤心的事,万历皇帝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皇帝,也是一个特别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但烂透了的官场文化,让他的反腐打击的,既有真正的贪官,也有张居正这样一心想报国的大臣。

著名的清官海端死的时候,身家只有20两银子,不够买墓地与棺材,这是清官吧?他为了让皇帝回归传统道德轨道,不惜牺牲自己的官位,从大历史的意义讲,这样的清官还不如贪官呢(个人价值与历史价值并不是一回事呀)!

为什么这么讲,黄仁宇説,中华帝国之衰落,根本原因是用道德说教替代法律,用清官替代规则,这样的文化到了明代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这时候的海瑞之流,无论在个人道德上有多高尚,所作所为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更要命的是,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还有一些高官,为了清史留名,宁可牺牲百姓与江山,也要血战到底,结果逼皇帝劳民伤财去打仗,把最后一点家底也败光
每次读《万历十五年》,我都会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在历史的关头一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而感到内心隐隐作痛
因为在我们沉湎于内斗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在向全国人民募资,一批又一批冒险之徒,在向他的人民高喊,把钱给我们,到东方,到中国去发财!
表面上看, 我们每一个的命运都是自己奋斗的结果,但放到黄仁宇讲的大历史背景下,你会发现,每个人不过是时代的棋子——1587年,中华精英们在为官场仪式而费尽心血的时候,大洋对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精英们,正在造船出海
1620年,在荷兰,有17个商人联合组建了东印度公司,与公司无关的普通市民也可以购买这个公司的股票,获得盈亏和分红。开启了通往东方财富大门的钥匙。
《万历十五年》,花了很多文字来描写中国皇室顶层政治的仪式,这些仪式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所谓的文明,在政治的意义上不过“礼仪与人事”。
礼仪表明了中国政治运行的核心,在于围绕皇帝建立一整套程序,这一套程序表面上看起来,是强调皇帝的一言堂,让皇帝成为权力的绝对拥有者,每件大事都要由皇帝决定。
但皇帝哪有这么多精力,这就给了官员们机会,他们利用了这个体系的漏洞,或者想成就一番大业,或者想以权谋利,或者两者兼备
人事则是所有的“清官”,都来自皇帝一个人的任命,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从皇帝那儿获得权力,但是皇帝那能认得清这么多人,这就产生了“亲信”体系,由亲信来代替皇帝选拔人才,从而形成了官场的“派系”
这样的权力结构意味着,任何希望做一番事业的人,都要从礼仪与人事入手,甚至皇帝本人,要做一番事业,都要花上几年先从礼仪与人事中培养自己的势力
与此同时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在用金融手段,让全国人民可以参股,举全国之力,鼓励那些冒险的人去征战,然后分享海外扩张的好处,而这个东印度公司的权力,是皇帝亲授与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旧址)
明朝之后,天朝往左,西方往右,从而导致中华帝国两百多年的衰落,从明朝之后,中国在每次重大历史机遇面前,都选错了方向。鸦片战争,表面上是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深层的原因恰恰是我们自己不重视商业,不培养自己的企业家队伍,闭关锁国
洋务运动,本来是对外开放的好招,可偏偏又去与日本人打仗,最后把皇帝自己也打没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近三百年来唯一的一次正确选择,而这种做法,正是三百年前东印度公司的做法,让国家的权力赋予民间商人,这才有了中国四十年的辉煌
可见,选对了一次,中国就大不一样,重读《万历十五年》,以史为镜,可以知未来!
本文作者:姜汝祥316(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