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系有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叫语言学，几乎相当于理工科的“高树（高数）”，都是“挂人”的神器。但是很多年以后，偶尔再读一读语言学的文章，竟然觉得这门学问也是饶有趣味的。比如，某些词语的情感色彩及外延的变化过程，就简直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卷轴。这样的词语不胜枚举，如小姐、同志、老虎，“官二代”就是这样的词。

谈起官二代，几年前人们用“投胎是个技术活儿”表达无奈，现在“衙内”这个词频频登上媒体。一个词的阐释发生变化，往往背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大事件。所以我们的祖先才这么崇拜文字？

但语言的能量表现在另一个维度，则是“标签化”很可能会抹煞群体内的个体差异。赵括是“将二代”，周亚夫也是。曹操和袁绍还是一个大院长起来的发小，但是贤愚不同。其实“官二代”本质上描述的是一种独特的家庭出身，本身不具备什么道德判断，是社会文化赋予了种种额外的色彩。对于官二代这个群体，讨论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塑造，也许比讨论身份本身更有意义。

十八大以后，许多原本荫蔽在权力背后、周旋于政商两界的官二代暴露在大众视线之中。这些被拿下的父子档，每个个案也都有不同。比如最肆无忌惮的是原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和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之子周靖。他们都是从老爹发迹之日起，就开始借助权力寻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他们利用父亲的政治人脉，将商业寻利的触角尽可能伸向每一个角落。最著名的是赵晋，他像一棵根系发达的瓜藤，被拔起后，竟然将北京、南京、天津、济南等多个省市的一批干部从烂泥中薅了出来。赵周两家的故事所提醒的是，监督制度曾经失灵到何种程度。

与他们这种目标明确、手段直接的做法不同，苏荣的做法似乎比较讲究节奏。在青海和甘肃担任省委书记期间，苏荣并没有贪腐问题。恰恰是到了最后一任江西省委书记时，他开始主动将圈子里的朋友介绍给儿子苏铁志。这大概就是腐败领域常见的“59岁现象”，所折射出的官员心态和官场风气更为复杂。

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盖如垠及其儿子盖阔的经历，似乎更值得人们深思。一家知名媒体的深度调查显示，盖阔刚开始做生意时并不想拼爹，但经过商海的残酷竞争后，他发现还是要借着其父这棵大树才好乘凉。从一开始的半遮半掩，到不再掩饰与盖如垠的父子关系。2012年年龄到点的盖如垠卸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力求低调准备平安“着陆”。但此时的盖阔，已经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不但不避讳，还到处以盖如垠儿子的身份插手政府项目。据说，盖如垠父子因此关系紧张，还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堂爆发激烈争吵，盖如垠当众抽了盖阔耳光。

盖阔的人生多像一个充满隐喻、而又令人感到悲哀的故事。怀抱理想的少年，在现实面前三两个回合就缴了械，不但失去了“初心”，还在权力的游戏里越陷越深，连给了他一切靠山的老爹都唤不醒他了。这几乎就是一部文艺电影的剧本。孟子和荀子关于人性的善恶有过不同的见解，其实人性本是善恶的综合，大恶大善都只是人群的少数，绝大多数人处在摇摆之中。当外在的环境起正面引导时，善念就被唤起。反之，恶念就会滋生蔓延。

纵观盖阔的轨迹，在畸形的商业环境下，由于权力支配了太多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又可以带来巨额的经济利益。盖阔的选择是出于人性的利己行为。当市场信奉权力成为一种共识后，便弥漫成一股裹挟一切的力量，甚至官员本身的意愿已经无法与之抗衡。盖如垠想要阻止盖阔，但是利益链条的上下环已经不允许他阻挡这场食利共谋。客体强大后反过来统治主体，这便是著名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分析过。

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这个概念一再被提及。这是因为如果反腐解决的仅是“点”的问题，不能将政治的运行原则扭转过来，那将会成为一场永远走不出的循环。况且现实中政治的力量大到可以影响社会的各个角落。政治生态恶化了，书写都会串行，歌唱都会跑调，孩子都想要胳膊上多道杠。想到这里，我简直有点分不清盖阔到底是行恶者，还是受害人。

（文/于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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