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出逃，谭嗣同被捕。此诗写于狱中，故题为《狱中题壁》。这首诗表现了谭嗣同以身许国、慷慨赴难的真挚的爱国热忱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多年来一直得到人民群众的崇敬。那么，戊戌变法是如何发生的，又是怎样失败的呢？

左康有为 右谭嗣同

1898年春夏之际，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6月11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自此到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帝处处受慈禧太后挟制，建议在其现有权限范围内推行一些措施，并提出具体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

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删改则例，撤销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

光绪帝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因此，在百日维新期间，新与旧政治势力之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帝后党争尤为尖锐。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也作了抵抗。光绪帝在不断发布新政诏令的同时，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8月10日，光绪帝再次强调变法自强的重要，命力除壅蔽，以求上下一心，改良庶政；并谕奖积极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

9月4日，令将阻挠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6人全部革职。5日，赏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7日，罢去李鸿章、敬信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敢过于得罪顽固派，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北洋精锐移驻京津外围。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慈禧太后

9月13日，光绪帝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但仅隔一天，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太后。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杨锐6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虽然因为自身力量不足，又脱离群众而以失败结束，但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六君子